我问当年收现钱是否容易产生贪污行为。
他说也容易，也不容易。当年也仅是对小商小贩们收现钱，总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把钱jiāo到所里去吧？辛辛苦苦挣5元jiāo1元，挣10元jiāo3元，那得多高的觉悟啊！要求他们有那么高的觉悟不实际，也不应该呀！我们背着书包走到他们跟前去收，不是也体现着工作的主动性吗？说贪污不容易，是因为有发票联数限制着。说也容易，是因为即使规定了一处摊位只收2元，你可以说他卖的是jī鸭鱼蛋肉，不同于卖蔬菜的，获利高，理应多收几元。如果对方是老实巴jiāo的人，听你振振有词地一说，认了，多收那几元不就是你的了吗？但也有那较真的，打听清楚了收税一律按摊位面积算，于是揭发了你，你的贪污行为不就bào露了么？当年他那个所里，有一名同事就用以上方法，每天贪污十来元，积少成多，两年多里贪污了六七千元，结果东窗事发，不但被开除了公职，还被判了刑。
“当年我大学毕业后成了收税员，心里特郁闷，我们所长就经常从思想上帮助我。他曾经对我讲，当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在国外处处抠门得很，谁都不给住地服务员小费，光用英语多说谢谢。联合国大会还没结束，中国人的抠门已在住地服务员中出了名，哪儿像现在……”
我猜到了他心里怎么想的，明知故问：“哪儿又不像现在了呢？”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狡黠地一笑：“你是北京人，你知道的比我多，别只我自己说起来没完！聊天嘛，你也说给我听听啊！”
我装糊涂，反问说什么呀。
他就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现在咱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国人，出国前肯定不只往卡里打两万美元吧？他们买一个高级的包儿不是都几万美元吗？和刚改革开放那时候比，只比美元的话，不是可以说富可敌国了吗？那是人家自己的钱，爱在哪儿花在哪儿花，姑且不论。单说那些公款出国的，大小是个官儿，哪一拨儿不住最高级的地方？更有的，多宰人的外国饭店也非去吃一餐！多贵的外国酒也开几瓶！反正是公款，不享受白不享受。还都有说词——不享受丢祖国的脸！真他妈不是人话！不过那么造也造不了多少钱，是吧？最令gān我们这一行的人心疼的是，搞一个什么伟大建筑，就非得请外国佬设计不可！人家有言在先，说那可贵呀！咱们那些出国招标的人却说，不谈钱的问题，钱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听听，是人话吗？那花的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上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即使表面看问题，我们也收缴了一些大老板的税，可说到底，就血汗二字而言，税钱上沾的还是gān活儿的同胞的血汗。老板们挣钱只费心机，不流血汗……”
我说标识性建筑请不请外国设计师往往也不是政府决定得了的。
他说总而言之，他觉得中国某类人一穷就酸，一富就奢侈。奢侈也是一种yín，yín金钱。某些官员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动辄扬言，搞就搞全国最大的、世界一流的，全不顾许许多多百姓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世界三流四流末流国家的水平，所以说是一富就奢，就yín……
“1986年，我们所长退休前出事了，被一家餐馆的老板举报有索贿行为。那家餐馆不算大，才二十几套餐桌。我们所长一向对他挺关照，他的税额是我们所长定的，定得偏低。这一点我们心中有数，但高低也就不过每月差个一两千元的事儿。我们所长暗中答应他，以后也不会提高他的税额。可那一年，上边下达的税额指标又增加了，全所完成指标太有压力了，所长就亲笔调高了他的纳税额。但事先没顾上和他打招呼，结果他翻脸了，揭发信写到了市纪委，说我们所长儿子结婚时，向他借过一万元钱，三年多了还没还，分明是企图赖着不还。幸亏有借据证明是借，法院没按索贿来判。否则，我们所长就惨了。但那也搞得我们所长名誉扫地，提前几个月就退休了……”
他说那件事对他影响很深。那一年他们那一座小城市还是县级市，每到chūn节，县委县政府慰问退休老gān部，正科级的人也在慰问名单上的。在县城，谁熬到正科级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可所长退休后，像是臭豆腐了，县委县政府的团拜车从不在他家门前停。连因为贪污受贿一百多万判了刑保外就医的一位副县长还经常有人背地里去看望呢，可除了所里的人，所长这个人似乎早死了，不存在了，被一切与他共事过的人彻底忘了。
“知道gān我们这行的挺怕什么吗？怕老领导退休了或高升了，派来一个新的头儿。2000年后，全中国的CIP每年以8%到10%的速度增长着，最高也不过12%、13%，可上级下达的征税指标却一年比一年高，少则15%，多则高到20%，有一年高到30%！老领导没太大上进心了，也有经验了，一般不会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可新来的头儿不同，年轻的必有上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能力、政绩都要通过超额完成指标来证明、来体现嘛！本年度超额了，上边就会认为还有潜力，于是下一年在超额的基础上再提高指标。指标得由我们收税员去完成啊，我们就等于被bī上前线，得与纳税商户们刺刀见红了。我们老所长退休后，新来的就是那么一个急赤白脸一心往上爬的主儿，大家终于全都被压力压得苦不堪言，心头冒火了，就抓住他的一件作风问题搞个沸沸扬扬，qiáng烈要求上级把他调走了。接着来的一位头儿就很受我们欢迎。大家也努力工作了，还是没完成上级的指标怎么办呢？他从不跟我们下边犯叽歪，亲自出马，多说好话，央求某些大税户提前将下一年的税jiāo上来几个月的，寅吃卯粮，下一年再说下一年的。要是超额了呢，也不上缴，压住预留在明年的税金里。下一年头几个月不征或少征税，商家们也念我们的好，再逢不得不寅吃卯粮的情况，商家们还愿意帮我们一把。他很有思想，常跟我们说，咱们收地税的，在咱们这么一个一百来万人的城市，没什么大公司大老板，面对的主要是中小商家，绝不能征税把他们征瘦了，征垮了。他老早就有藏富于民于地方的意识了。他还打过一个比方，说即使将这些中小商户当成绵羊，那也还是以使他们大起来肥起来为好，那样才能可持续地为国家从他们身上剪下毛来，才是真的替国家作长远的考虑。你认为我们的所长怎么样……”
我说：“是位好所长。”
他说：“也快退休了。”——很忧愁的样子。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忍不住问：“你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当年算是高学历，参加工作时间也这么长了，怎么就没熬个一官半职呢？”
他半苦涩半欣慰地笑道：“快了。上级跟我谈过了，我们所长一退，确定我接他的班。我错过了一次机会，要不10年前就当上了。刚才我不是说过，我们老所长退了以后派来一个急着往上爬的主儿吗？那时我的收税范围内有一处砖厂。新所长要求当年务必超额，说砖厂的税额定低了，指示我提高。还说厂子有避税嫌疑，得一并调查清楚。砖厂属于生产企业，税额是根据销售单征收的，有什么高低呢？那砖厂用自己生产的砖盖了一处仓库，还盖了两排工人宿舍，这样的一批砖该不该收税，国家那时没有具体的规定，所以我就没有收税的依据嘛。我拖着没照他的指示去办。硬收能不能收上来呢？估计也能。归根结底，企业怕我们，而不是反过来。但硬收那一定收得人家心里别扭，不服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必须为砖厂的工人们考虑。那时都10月份了，那些工人都是农民。砖厂老板心里一窝火，也许就拖欠工人们的工资，给他们打白条，那他们就不能带着钱回家过年了。我这么考虑也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