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说：“往后还咋办？还咋办……”
……
我跟那礼貌的少年来到玉顺嫂家，见她躺在炕上。
她一边坐起来一边说：“还真把你给请来了，我病着，不下炕了，你别见怪啊……”
那少年将桌前的一把椅子摆正，我看出那是让我坐的地方，笑笑，坐了下去。
我说不知道她病了。如果知道，会主动来探望她的。
她叹口气，说她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一检查出来已很严重，地里的活儿是根本gān不了啦，只能慢慢腾腾地自己给自己弄口饭吃了。
我心一沉，问她儿子目前在哪儿。
她说儿子已从技校毕业，在南方打工。知道家里把钱买成了股票后，跟她吵了一架，赌气又一走，连电话也很少打给她了。
我心不但一沉，竟还疼了一下。
她望着少年又说，多亏有他这个gān儿子，经常来帮她做点儿事。接着问少年：“是叫的梁先生吗？”
我替少年回答是的，夸了他一句。
玉顺嫂也夸了他几句，话题一转，说她是请我来写遗嘱的。
我一愕，急安慰她不要悲观，不要思虑太多，没必要嘛。
玉顺嫂又叹口气，坚决地说：有必要啊！你别安慰我了，安慰我的话我听多了，没一句能对我起作用的。何况你梁先生是一个悲观的人，悲观的人劝别人不要悲观，那更不起作用了！你来都来了，便耽误你点儿时间，这会儿就替我把遗嘱写完吧……
那少年从抽屉里取出纸、笔以及印泥盒，一一摆在桌上。
在玉顺嫂那种充满信赖的目光的注视之下，我犹犹豫豫地拿起了笔。
按照她的遗嘱，子虚乌有的22万多元钱，20万留给她的儿子，1万元捐给村里的小学，1万元办她的葬事，包括修修她丈夫的坟，余下3000多元，归她的gān儿子……
我接着替她给儿子写了封遗书，她嘱咐儿子务必用那20万元给自己修一处农村的家园，说在农村没有了家园的农民的儿子，人生总归是堪忧的。并嘱咐儿子千万不要也炒股，那份儿提心吊胆的滋味实在不好……
我回到朋友家里，将写遗嘱之事一说，朋友长叹道：“我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希望由你这位作家替她写遗嘱，成了她最大的心愿……”
我张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序、家信、情书、起诉状、辩护书，我都替人写过不少。连悼词，也曾写过几次的。遗嘱却是第一次写，然而是多么不靠谱的一份遗嘱啊！值得欣慰的是，同时代人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遗书；一位母亲留给儿子的遗书；一封对得住作家的文字水平的遗书……
这么一想，我心情稍好了点儿。
第二天下起了雨。
第三天也是雨天。
第四天上午，天终于放晴，朋友正欲陪我回哈尔滨，几个村人匆匆来了，他们说玉顺嫂死在炕上。
朋友说：“我不能陪你走了……”
他眼睛红了。
我说：“那我也留下来送玉顺嫂入土吧，我毕竟是替她写过遗嘱的人。”
村人们凑钱将玉顺嫂埋在了她自家的地头她丈夫的坟旁，也凑钱替她丈夫修了坟。她儿子没赶回来，唯一能与之联系的手机号码被告诉停机了。
没人敢做主取出玉顺嫂的股钱来用，怕被她那脾气不好的儿子回来时问责，惹出麻烦。
那是一场极简单的丧事，却还是有人哭了。
葬事结束，我见那少年悄悄问我的朋友：“叔，gān妈留给我的那份儿钱，我该跟谁要呢？”
朋友默默看着少年，仿佛聋了，哑了。他求助地将目光望向我。
我胸中一大团纠结，郁闷得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样不知说什么好。
路边草丛之下，遍地死蜻蜓。一场秋雨一场寒……
5.这个时代的“三套车”
我这个出生在哈尔滨市的人，下乡之前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哈尔滨的动物园里没有。据说也是有过一头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我下乡之前没去过几次动物园，总之是没见到过真的骆驼。当年中国人家也没电视，便是骆驼的活动影像也没见过。
然而骆驼之于我，却并非陌生动物。当年不少男孩子喜欢收集烟盒，我也是。一名小学同学曾向我炫耀过“骆驼”牌卷烟的烟盒，实际上不是什么烟盒，而是外层的包装纸。划开胶缝，压平了的包装纸，其上印着英文。当年的我们不识得什么英文不英文的，只说成是“外国字”。当年的烟不时兴“硬包装”，再高级的烟，也无例外地是“软包装”。故严格讲，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能收集到的都是烟纸。烟盒是我按“硬包装时代”的现在来说的。
那“骆驼”牌卷烟的烟纸上，自然是有着一头骆驼的。但那烟纸令我们一些孩子大开眼界的其实倒还不是骆驼，而是因为“外国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外国的东西，竟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当年的孩子是没什么崇洋意识的。但依我们想来，那肯定是在中国极为稀少的烟纸。物以稀为贵。对于喜欢收集烟纸的我们，是珍品啊！有的孩子愿用数张“中华”、“牡丹”、“凤凰”等当年也特高级的卷烟的烟纸来换，遭断然拒绝。于是在我们看来，那烟纸更加宝贵。
“文革”中，那男孩的父亲自杀了。正是由于“骆驼”牌的烟纸祸起萧墙。他的一位堂兄在国外，还算是较富的人。逢年过节，每给他寄点儿东西，包裹里常有几盒“骆驼”烟。“造反派”据此认定他里通外国无疑……而那男孩的母亲为了表明与他父亲划清界限，连他也遗弃了，将他送到了奶奶家，自己不久改嫁。
故我当年一看到“骆驼”二字，或一联想到骆驼，心底便生出替我那少年朋友的悲哀来。
后来我下乡，上大学，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竟再没见到“骆驼”二字，也没再联想到它。
落户北京的第一年，带同事的孩子去了一次动物园，我才见到了真的骆驼，数匹，有卧着的，有站着的，极安静极闲适的样子，像是有骆峰的巨大的羊。肥倒是挺肥的，却分明被养懒了，未必仍具有在烈日炎炎之下不饮不食还能够长途跋涉的毅忍jīng神和耐力了。那一见之下，我对“沙漠之舟”残余的敬意和神秘感dàng然无存。
后来我到新疆出差，乘吉普车行于荒野时，又见到了骆驼。秋末冬初时节，当地气候已冷，吉普车从戈壁地带驶近沙漠地带。夕阳西下，大如轮，红似血，特圆特圆地浮在地平线上。
陪行者忽然指着窗外大声说：“看，看，野骆驼！”
于是吉普车停住，包括我在内的车上的每一个人都朝窗外望。外边风势猛，没人推开窗。三匹骆驼屹立风中，也从十几米外望着我们。它们颈下的毛很长，如美髯，在风中飘扬。峰也很挺，不像我在动物园里见到的同类，峰向一边软塌塌地歪着。但皆瘦，都昂着头，姿态镇定，使我觉得眼神里有种高傲劲儿，介于牛马和狮虎之间的一种眼神。事实上人是很难从骆眼中捕捉到眼神的。我竟有那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大约是由于它们镇定自若的姿势给予我那么一种印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