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某某的大红人揪出来，bào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当年的工厂里，此类标语比比皆是。
若那“大红人”还是女人，若那女人还被揭发与男上司发生过性的关系，则她的下场将十分可悲，而她的男上司不但会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还几乎丝毫也不能引起同情，只能受到女工们的唾弃和鄙视。
当年，女工们最为憎恶之事，莫过于其他女人靠姿色巴结男上司，并以肉体相悦达到个人目的。
她们对于那样的女人，往往也会极尽凌rǔ。
她们的“造反有理”，单就具体的人和事而言，有时也有正当的一面。但置于“文革”的大背景来看，又无疑是对一场危害深重的政治劫难的推波助澜。但是她们当年都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觉悟。经历了“文革”的人，只能在“文革”后期才渐萌这样的反省。
“文革”前，政治在中国，像在其他一切国家一样，主要是男人们的事。
“文革”却怂恿女性在政治中大显身手。女性生逢其时，一旦受政治的重用，自然也会尝到甜头，自命不凡、趾高气扬起来。
比如一名普普通通的女工，仅仅因其“造反”积极，便被抽调到什么“专案组”，有权审讯某些从前对于她高高在上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女性“大红人”。而她白纸黑字落下的结论，决定对方有一线重新做人的机会还是完全没有只能永远是“鬼”，那么该女工的心理感觉难道竟会是不好的么？
又比如她因搞“专案”有功，更加受重用，被“结合”进某级“革委会”做委员，从此与某些具有新权威的男人平起平坐，她难道会觉得她的“革命”不值得么？
再比如她居然出入有车代步了，搬进了“走资派”家的大房子住，开始有人毕恭毕敬地向她请示什么事了，开始批阅文件了，开始有秘书了，一家人跟着风光了，子女的家庭成分也因自己身份的变化而由工人改填为“革命gān部”了，她会认为“文革”是错误的、是一场闹剧么？她会容忍别人否定“文革”甚至反对“文革”么？她当然掷地有声地发誓，谁企图否定“文革”、企图反对“文革”，便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并且不是说说而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政治几乎成了一切人追求人生变化的唯一途径，那么几乎一切男人女人最初都会从心理上应和这一种政治，投机这一种政治。也会从中学生、高中生的年龄起，向大人们学习种种取悦这一种政治的不良经验。甚至，肯定会污染孩子们纯洁的思想意识。
“文革”中，孩子们之间，孩子们对大人们的“揭发”行径、“告密”行径，以及利用政治罪名进行伤害甚至陷害的行径，于今想来，真是令人觉得既丑陋又可悲。
“文革”中靠投机政治发迹的某些女性，对“革命”对象毫无怜悯的冷酷程度，以及将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快的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每令男人感到她们简直不是女人，怀疑她们的心肠是铁是石。
但绝大多数“文革”中的女工“造反”了一阵子，为自己从前所受的不公平对待讨到了一点儿舆论上的公平，也就不再两眼整天紧盯着“走资派”的一举一动了。后来，她们竟渐渐地对某些“走资派”心生同情起来。她们会暗中道歉，并不是怕“走资派”重新上台报复自己，而纯粹是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该是女人的所作所为。“女人”二字，对她们的言行的约束力，被政治解除了一个时期，又被她们不愿彻底丢失地找回来了。没有暗中道歉过的，也心中长期地忏悔。
工人的派性，导致当年工人之间日深的情感对立和严重的相互伤害。许多女工和女工之间，女工和男工之间，一辈子视同陌路之人，老死不相往来。许多同学关系，师徒关系，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伙伴关系，从此决裂，甚至反目成仇。
这一种情况，当年甚至引起了指挥“文革”的毛泽东的重视和忧虑，因而发表“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得对。但是既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又究竟为什么会冲突得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势不两立呢？
从政治上解释，同样会陷于越解释越糊涂的尴尬之境。
其实，说来也十分简单，派性的形成，好比今天球迷们的聚众“啦啦”。你为某队的胜而欢呼，他为某队的败而哭泣，个中既无利害冲突，亦无大道理可言。归根结底，球员进球或失球，他得了奖金并不分给球迷，他失了奖金球迷也无须掏自己的钱安慰他。无非这一个球队代表我省，那一个球队代表他省；我喜欢的球员在此球队，而我恨铁不成钢或者看着不顺眼的球员在彼球队，如此而已，仅此而已。最值得一说的，无非就是还有多少显得病态点的附庸荣誉感在心理上作祟。
当年工人之间的派性也是这样。无非这一批觉得这个gān部是“革命”的，应该“结合”，而那一批觉得那个gān部才是“革命”的，才应该“结合”。这一批认为，曾被我们打倒的gān部，岂容再被“结合”？那不是意味着我们打倒他或她完全错了么？而那一批认为，被你们拥护的gān部怎么会是“革命”的？在我们眼里，你们是“铁杆保皇派”嘛！或者，“革委会”中怎么只有我们这派的一两位头儿，而有你们那派的三四个头儿？你们不等于多摘了“革命”的桃子么？……
横竖不过便是这么些事儿。只关系到gān部或是头儿的切身利益，然而工人们在那里激烈冲突，乃非常时代的不正常的派系政治荣誉在心理上作祟。
我所看好的球队顶棒，比赛失利了我也沮丧。
我所参加的组织最“革命”，在“革委会”中没席位或席位少我不高兴。
如果都去进行心理咨询，结论都是一样的，可谓之“盲目追随型心理qiáng迫症”。
正如当年黑龙江省的许多工人参与打倒了省长李范伍，上台的“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只在毛主席那儿有意义，在任何一批工人、学生那儿均毫无意义。
那一种不正常的政治心理，自然会发展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无条件地拥护我这一派之拥护，无条件地反对我这一派之反对。
不为别的，与利害无关，仅为证明自己拥护得对，反对得正确。
当年，我拥护的是“八八团”，以哈军工“红卫兵”为核心的全省最大“保皇派”组织，反对“统统打倒”，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gān部是好的”。
后来“八八团”被“中央文革小组”勒令解散。
我哭了一通。
再后来“八八团”gān脆也奉行“统统打倒”，另擎大旗，变成了“pào轰派”。连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省革命委员会”也照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