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许，它还是全国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识结构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后两点，和深圳的年轻、深圳的现代观念为主体的观念，可以说相得益彰。无论他们选择了深圳，还是深圳选择了他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是在宁夏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调往深圳。后来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有去成，什么时候谈起来遗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原编辑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调往深圳，来寻求我的帮助，后来也是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去成，却至今“贼心不死”。
而我自己，一九八八年底从北影调到童影后，住房窘况大大改观，才最终灭了由北京人变成深圳人的念头。否则，尽管我觉得与深圳缺少缘分，但也可以划归为“贼心不死”者。可见，曾想要去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比已经去了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许多吧？
我曾应邀到渤海油田讲过文学创作课，结识了那个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学爱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困惑地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写来的。告诉我她已经调往深圳了。而且，是因为陪她父亲到深圳旅游，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话说，是“我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于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时是父女俩，回渤海是她父亲一个人。老父亲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回原单位替她办理辞职手续的义务。
她那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闺中的女孩，忽一日红鸾星惊，相中了一位“白马王子”或被“白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头的文学青年，某天也出我意外地从深圳打来电话，说已受聘于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说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学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头办子公司，将他从单位硬“挖”了出来。后来深圳方面派员去包头考察，发现他那位同学志大才疏，不善经营管理，将他那位同学“炒”了鱿鱼，宣布解体子公司。同时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发现他倒挺有能力，问他愿不愿到深圳谋求发展。他自是喜出望外，于是跟随到了深圳。
我问：“gān得顺心么？”
答曰：“我已经从那一家公司跳槽，换了一家公司gān了。”
我替他忧患地说：“那么，是在第一家公司gān得并不太顺心了？”
他在电话里笑了，说：“你别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gān得也很不错，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处走嘛！在深圳工作变动是寻常事儿！”
我在南京签名售书，遇到了一位“兵团战友”。他竟也装模作样排队买我的书。
他说他已不是哈尔滨人了。
我问：调到南京了？
他说：调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问他感觉如何。
他莫测高深地一笑，说：“人挪活，树挪死么。起码的感觉是——我挪活了！”
签名售书活动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排队买书。二十多年不见，她头发白了。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问老师近况怎样。
老师说，她已退休了。已调到深圳了。受聘于女儿和女婿的公司，当一名老业务员。
我奇怪，问老师：深圳也欢迎您这般年纪的人么？
老师一笑，说：“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龄和资格论人，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我也没成想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一朝下海，居然还能扑腾几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一旦他们变成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轻了几岁，都对人生增添了几分自信和乐观，都自我感觉好起来了似的。
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单位，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许多人备感自己怀才不遇，备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备感活得窝囊委屈。
据我想来，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各自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深圳人却一般不这样。他们很少抱怨深圳。也许是因为当初是他们自己乐于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还是一种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么原则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没有人仍觉得怀才不遇，没有人仍觉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压抑，没有人仍觉得与他人比起来自己活得窝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我所接触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较，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他们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表明着他们的另一种自尊和自信。
仿佛，深圳像一种学校，它教育出来了另一种当代中国人。
我曾去过深圳一次。目前为止，仅仅一次。
我曾很想调往深圳。最终彻底打消念头，原因之一是深圳对我这个北方人来说，似乎太远了，远到不止是南方，简直就像是国外；原因之二恰恰是，由于我到过深圳一次。
先说第一个原因。我出生在哈尔滨。直至下乡前，没离开过它。如今，我的老母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在哈尔滨。弟弟妹妹都已成家，老母亲轮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哈尔滨还有我诸多的同学和兵团战友。亲情加上友情，据我想来，便该是所谓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最主要的内涵了吧？无论世人对此如何评说，我这一代人的特征，正是家乡观念或曰家乡情结的依重难以解脱。我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贫穷在我和大多数同代人心理上和情感圃林中投下的yīn影。父母辈在贫穷年代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含辛茹苦。我们总希望生活在他们周围，起码是生活在离他们不算太远的地方，以图能够更经常地尽我们作儿女的义务和拳拳孝心。
一九七七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之际，有三个分配选择——哈尔滨、北京、上海。我毫不犹豫地填了去哈尔滨的志愿。坚决表示不同意留在上海。一些yīn错阳差的因素，使我成了北京人。这在当时对我而言，是离家乡、离父母和弟弟妹妹、离亲情和友情最近的选择了。说来人们也许不信，尽管北京到哈尔滨只需坐十七八个小时火车，可十四五年内，我不过只回去了七八次。几乎两年才回去一次。足见对一个太依重家乡的人，远或近，有时似乎更是一种心理距离。
我是在一九八六年去深圳的。当时到广州花城出版社改稿。改毕，编辑部主任陈大姐和我的责编——一位典型的广州姑娘陪我去深圳。到时已是下午，在市内转了转，第二天去了沙头角，天黑才回到深圳。第三天一早便离开了。所以在我的印象中，仿佛去的更是沙头角，只不过途经了深圳。
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在沙头角走了个来回，与陈大姐她们走散了。在沙头角买了三个芒果吃。我既不觉得那条小街的东西真的有多么便宜，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格外吸引我，能勾起我买的冲动。甚至竟有点儿后悔。对于一个极其缺乏购买热忱和欲望的人，要在那么一条小街上消磨掉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仅仅靠闲适的心情是不够的。于是我在那条小街唯一的一个电影院看了两场电影。第一场是《huáng天霸》，第二场还是《huáng天霸》，都是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拍的（当时我仍在北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