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和时代之间，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被转折的骤力夹扁了的身躯。
愿未来的人们研究这样的“标本”时，发现可归类于我的同代人的，比我今天预测的要少。
鲸的巨大身躯直竖于海面，然后猛烈地拍击下去，这一壮观的情形酷似时代的转折，于是某些吸附生物无着无落，甚至肢残甲碎。
之后鲸泅向更广阔的海域。
故此篇是为你作，是为他作，是为她作，是为己作，是为我们大家作的一次反省。
人：给我公平！
时代：那是什么？
人：和别人一样的一切！
时代：你曾和哪些“别人”一样？
寒冷。
疏星冻在天。枭鸟僵于树。前无村，后无店。公路两旁的原野，屏息敛气地寂静着。严寒酷冷在寂静中企图将从天到地之间的一切冻脆。那些树的秃枝像世界被剥了皮的luǒ露的神经，并且是被冻死了印在夜的凛冽的底片上。那只枭鸟仿佛已在树上僵栖一万年了，一万年里不曾舒过脚爪，也不曾发过一声枭叫，一万年里绿眼圆睁。
“吴振海，老子捅了你！”
“别乱来！别……”
“你他妈的放开我！我今天非捅了他不可！……”
人的激吼声充满绝望。
猫头鹰俯瞰，绿眼闪烁着幸灾乐祸。
西北风啸过，仿佛有一队士兵整齐地chuī了一阵口哨。
树皮冻裂之响可闻。
世界的神经瑟抖不止。
北方冬季最寒冷的那一夜并不曾使多少人感受到，也不曾使多少人留下特殊的记忆，那一时刻你、我、他、她都在拥被酣睡。严寒在夜里仅对极少数人和动物构成威胁。
那一年是一九九八年。哈双（哈尔滨—双鸭山）公路上，两辆超期服役并且分明超载的卡车，趴窝在公路边上。车厢内装的是煤。这是一次“倒煤”行动。也是一次“倒霉”行动。一路行行复停停，停停复行行，不断受到盘查、罚款、敲竹杠。
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中的一个，高，瘦，长脸缺乏立体感，脸上的线条似速描般的随意，没有任何特点，因而仿佛便有了某种特点。唯一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双眼睛，因它们的细小而使那张脸显得五官疏散。寻常它们总是闪烁着热情的、自信的、有时甚至是令人怀疑的自负的目光，当它们静望着你的时候，仿佛在对你请求——快告诉我一些新鲜的事情吧！告诉我和我一样年龄的别人们都在怎么活？指给我一条发财的途径，或者成名之路吧！我不会忘记你的指点之恩的……
而当时它们——那一个因为“倒煤”而“倒霉”的男人的眼里——充满了沮丧和焦急，还有从心底燃烧上来的一股无名火。你如果想象得出一头熊在舔了大量芥末之后的样子，便不难想象他当时是什么样子。当然是熊，不是猴子、豹或者狮虎。猴子在受到辛辣的刺激之后，比人脸所能作出的表情还要丰富并且夸张，而猛shòu在同样的情况之下无疑将会bào跳和咆哮；只有熊，你不大容易看得出它刚刚舔了芥末还是蜂蜜，熊在最快感的时候和在最láng狈的时候，所作出的外在表现都不过不停歇地在原地绕圈子。
他已经不知围着两辆卡车绕了多少圈了——问题出在两个小小的部件上，大概相当于自行车气门芯那一类的部件。此时，由于严寒，卡车根本发动不起来了。
两名司机是他雇的，而车是他另租的。俩司机不停地骂骂咧咧，其中一名司机高高在上瞪着他来气，推开车门对他吼：
“你他妈的瞎绕晃什么呀？！”
他望望对方，什么都没说，掏了烟敬给对方，并且替对方划火柴。
他明白，现在他连围着卡车绕圈子也是被禁止的了。尽管绕也白绕，但不绕他更想骂人。
他的目光流露出几分乞怜，受了委屈的熊常以那么一种目光望着驯shòu师。
这个人很能忍。十分能忍。非常能忍。只要他认为是必须忍的，那么一切的屈rǔ、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尴尬、一切的苦辣酸麻，两片薄薄的嘴唇抿住，便全忍了。起码当年他是这样的。
他心里弥漫着悲哀。chūn节前的这一天，他特别想念儿子，他总想活出个样来给他的儿子看。而儿子被白血病夺去生命的时候，是他比现在更落魄的时候……
终于天渐亮了。终于有朝哈尔滨方向开去的车辆——第一辆，没拦住；第二辆，没拦；第三辆，还没拦住，给钱也没用。从双鸭山朝哈尔滨开去的车，只要是辆车，没有还能再挤下一个人的。他已经冻得半死，两名司机不忍再袖手旁观，和他一起拦住了一辆从哈尔滨开向双鸭山的卡车，卡车上载的是冻肉。他塞给对方二十元钱，对方正欲发作的表情平复了下来——“上车吧。”
“师傅，多谢！”
“甭谢。后边去！前边路上还等着个熟人呐！”
冻得半活半死的他，被两名司机又托又举弄上了别人的卡车，缩在满车冻肉的缝隙间。
在双鸭山，他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到哈尔滨，他马不停蹄四处奔波买两个小小的汽车部件。买到后没回家喝一口水，又凭一张站台票混上了返往双鸭山的火车。下了火车又付出二十元，坐在另一辆卡车的车厢里。所不同的是，这一辆卡车也是“倒煤”的，不过不像他那么“倒霉”罢了。西北风卷着雪，卷着煤屑，一阵阵扫dàng着他的脸。
十年后他对我说，在别人的煤车上他曾失声痛哭，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孤儿……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名字叫吴振海。
他和我的经历截然不同。一九六八年，我作为学校的第二批志愿者下乡了；他因是长子，父亲去世，照顾留城，所以他和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分道扬镳”了。他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条“漏网之鱼”。这是一种侥幸，但于他谈不上“福星高照”。他是最底层市民的儿子，他是在大杂院里长大的孩子，无红烟护其左，无紫光罩其右。城市并不因他侥幸留在它身边了，便怎样的青睐于他。城市恩赐给他一份工作——每月十八元，从学徒工gān起。三年后他每月可以挣到三十二元，以后他将照例被城市归入工人阶级的行列。这意味着当他退休那一年，他也许可以挣到每月八十几元钱。那是工人所能企望的最高工资——八级工的工资，相当于当gān部的人当到了科长级，前提是他如果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的话。他显然不打算以过来的人们为榜样，便不可能被认为是一名好工人。结果是到了一九八一年，他已不再是工人队伍中的一员，用我们当年常说的话是——没有了“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最典型的中国话。在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中国人，即使头脑再聪明，身体再健壮，也仿佛不能作为一个资格完备的最起码的人。几乎没有一对中国父母，心甘情愿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今天的姑娘们择偶的条件之一是身高一米七以上，一米七以下的男人据说被他们戏称为“半残废”。当年，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男人，也等于是一个半残废的男人，岂止是半残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