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们都没请律师。
他们都是善于滔滔雄辩的人物，我想他们不请律师是不值得包括法官们在内的所有人奇怪的。
首先站起来阐述起诉理由的是欧？亨利，他没读起诉状。
他说，《警察与赞美诗》是他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那篇短篇小说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就读过了，记忆犹新，内容是——流làng汉在圣诞之夜无家可归，饥寒jiāo迫。于是他想到了监狱，监狱的四面石墙起码可以挡住威胁到他生命的寒冷。而且，圣诞之夜，连犯人们也是有一顿简单圣餐可享的。可怎么才能入狱呢？只有犯罪。又于是，将他冻得瑟瑟发抖的寒冷，加上对一顿简单圣餐的迫切需要，促使他捡起一块石头猛砸商店的橱窗。
警察出现了，他如愿以偿了。
那时他无比虔诚地感激上帝，在心中默默唱起了赞美诗……
欧？享利特绅士范儿地指出——某年某月某日，中国的某一份报，报道了这样一件事：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有一七十余岁的老汉，也同样为了达到入狱之目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抢一位年轻女士的挎包。那老汉的亲身体验告诉他——监狱，起码他曾被关押过的一所监狱中的吃住条件，比他曾住过的一处养老院里的吃住条件qiáng多了。而且对于他这把年纪的无依无靠的独身老人是免费的。那么，他每月200元的社会养老救济金可以省下做零花钱。故当法官仅判他两年刑期时，他极为失望，当庭大叫：“判得太轻了！俺请求判得重一些，最好判俺终身监禁！”
“先生们、女士们，”——欧？享利激动了，看去甚至有些愤慨了，“情节如此雷同，这难道还不是公然剽窃吗？但是在世界迄今为止的剽窃案例中，用现实生活来基本上复制小说内容的现象，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这简直是对文学的亵渎！是可忍，孰不可忍？关键是，还没想到上帝！心里也没唱赞美诗！法官先生，赞美诗是我那一篇传世短篇的最体现创作智慧的一点，而它不但被剽窃了，还将体现作家极高创作智慧的这一点删掉了！为什么要删？为什么？这一删，我的传世名篇被中国的现实生活平庸化了，而这对我的作家声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他接着指出——他的另一短篇佳作《肥皂》也被中国的现实社会生活剽窃了。
《肥皂》的内容是——身为大富翁的肥皂商，与是大学生的儿子争论：金钱能买到爱情吗？
儿子轻蔑地说：不能！
父亲淡淡一笑：那么让事实来证明。
儿子不快的是——所爱的姑娘当天就要搭乘飞机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从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爱。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机场的路上发生了jiāo通堵塞。一堵就是两个多小时，小伙子在出租车里收获了爱情——但jiāo通堵塞是他父亲花了一大笔钱雇人制造的。
法官问：尊敬的欧？享利先生，您想通过《肥皂》传达什么创作意图？
欧？享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金钱万能。但我的创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法官：本法官对您的第二项指控予以驳回。您太不了解我们中国了。在我们中国，老早老早就流传“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说法了。我猜测得到，您其实想要指出，我们中国当下社会中一切证明金钱万能的现象，都是从《肥皂》中剽窃来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错特错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窃了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普遍的金钱观的嫌疑。本法官认为，您最好对我的驳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则，您也许会被以“剽窃中国当代主流金钱观”的罪名遭到反诉……
美国短篇小说之父怔愣良久，耸耸肩，嘟囔一句我听不到的话，悻悻地坐下了。
紧接着站起来的是一脸正气、双目炯炯的雨果。我还没来得及转换倾听频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众前一向庄严又洪亮的声音开始陈述；他说：“法官先生，旁听席上的诸位，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听到过冉？阿让这个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惨世界》中，他由于特别饥饿而偷了一个面包，而成为不幸的长期服苦役的人。请允许我qiáng调，我说他是‘服苦役的人’，并没说他是‘服苦役的犯人’。虽然，在我的笔下，也明明是将他写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从自己终生恪守的人道主义立场移位于没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场来看待他的，以便更利于提示他们为什么没有同情心。因饥饿难忍而偷一个面包，与贪污、与由于情场嫉恨而杀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我亲爱的冉？阿让，他一度成为深受百姓爱戴的白德劳先生，并且后来成为不穿教袍的麦里哀主教式的人性温暖的人物。可在中国，你们不但通过现实一次次剽窃我伟大的构思，而且玷污那构思！你们使贪污犯成为一座城市的党校之长！你们使杀人犯隐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余年间逃避了法律追究，还以所谓‘大善人’的面目混迹于人世间！我的冉？阿让一度进入过修道院，可你们的贪污犯却进入了党校！这太滑稽可笑了！其实我对中国是友好的。我生前虽未到过中国，但是我对中国文化相当崇敬。我甚至能够容忍现实生活拷贝伟大文学作品的现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断拷贝，而且对伟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极尽丑化之能事……”
雨果的陈述很长。我们都知道的，他不仅是法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诲者，起码他的书证明了此点。我望着他，看得出来，他希望能借机教诲我们中国人。
法庭极安静。法官耐心可嘉地听他陈述完毕。那时，我觉得法官们的脸上，依稀出现过了五官似的。
莫里哀指控中国的现实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戏剧《吝啬鬼》中的情节，而且将人性对金钱的贪婪演绎得更加丑恶。
在他的传记文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气的绅士。
可是当时他生气得很，不断用手杖杵地，大声质问：“都二十一世纪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官员变得都像奥尔贡了？为什么你们许多商人都变得像维尼斯商人那么既狡猾又冷酷？为什么你们许多富人富得流油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一个声音接言道：“这个国家几乎通体被金钱腐蚀了！”
旁听者们全都循声望去；我认出了他是马克？吐温。
果戈里站起来慢条斯理地说，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国的现实生活剽窃了他的《钦差大臣》，并且拍成过一部电影《假如我是真的》。
他苦笑着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吗？可你们用现实生活剽窃《钦差大臣》的构思不止一百几十次了吧？而且骗术最初总是成功的！你们最近一次的剽窃事件，竟搞出农民冒充军委领导人亲戚的闹剧！这类剽窃何时才能终止呢？”
马克·吐温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们的某官员还花钱雇用冒充者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