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前的时代，清贫和穷困的生活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是普遍的现象。没有比衬对象，人眼就难见差别，人心就无物可羡。倘非qiáng调从前的时代也有差别，在农村，那也不过就是两名青壮年劳力一天各挣几角钱之间的微小差别。而在城市，同代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最大不超过十元。亦即相差一级或一级半的工资。而且，那十元钱，一般便是同代人之间一辈子的差别。完全不同的工作，几乎相同的工资，这是从前的“中国特色”。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两个家庭，两个中国人，两个青年之间的收入差别，可能十几倍，可能几十倍，可能百余倍，用天地之别形容也不过分。而且，巨大的差别，就咄咄bī人地呈现于近旁，并被形形色色的文化反反复复地渲染着，人想装作不知道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从前的青年只能安于时代qiáng使之普遍的低收入现状，那么当代的低收入青年，则难免会在咄咄bī人的差异比衬面前内心充满了焦躁，而且深深地痛苦着。
中国的文化应该反省一下的。全世界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像中国当代文化这么的“势利眼”。倘仅仅从电视中来感受中国，那么将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错觉，以为它已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了；以为每一户中国人家的收入都已高得不得了，因而如果不天天追求时尚，进行高消费，钱就会变成负担之物了。
有些商业广告接近着厚颜无耻。比如某些房地产广告，比如某些珠宝钻戒广告。它们的意思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多便宜呀！”而其标价对于工薪阶层，如画在天空上的饼之对于饥汉。或曰本就不是向老百姓做的广告，那么就应该把意思说得更明白——“对于富人多便宜呀！”那些广告犯的不是语焉不详的错误，而是故意混淆广告受众群体的常识错误。
有些报刊热衷于宣扬三十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是容易的。而我们都知道，这不但在中国对于大多数中国青年不容易，在全世界对于大多数外国青年也不容易。
中国有十三亿多人口。比十年前多了近三亿，比三十年前多了近一半，“文革”时期中国还是七点五亿人口。青年人数究竟翻了几番，小学算术能力也能算得出。
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大多数人能够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已然是国家幸事，已然是中国人幸事。而时下的大文化似乎总在齐心协力地诱惑人们——富有的生活早已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要不想要了！
许多当代中国青年，面对如此聒噪不休的大文化，包括每每睁着两眼说瞎话的传媒，内心既不但痛苦、沮丧，而且倍感低贱和屈rǔ……
与从前时代的中国青年相比，当代之中国青年，半数以上在确确实实地迷惘着。甚至，也可以说确确实实地体会着另一种不幸……
然而，中国毕竟在向前发展着。
扑朔迷离的中国经济，近年正出现着有根据乐观的拐点。
时代变了，是为“道变”。
“道”既变，人亦必变。
变了的时代，衍生出新的时代人。新的时代人不可能适应从前的时代（尽管他们对现在也不见得多么适应），因而他们不会让时代退回到从前，因而他们必将时代继续推向前去，并在此过程中渐渐适应他们所生逢的时代，并渐渐提高他们打理自己人生的能动力……
归根结底——时代发展的cháo流不可抗拒，其实意味着的是这样的法则——倘新的时代人衍生出来了，他们解决他们和时代的关系的方式也是新的、不可抗拒的。他们与时代共同舞向前去的能动力是不可抗拒的。
因为他们明白，他们的希望在前头，而不是在从前……
16. 网络肆意攻击的红卫兵遗风
一
由我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甫一播出，网上便有化名“滴”什么者，以及另一“小子”，轮番攻击不止。还有另一代表所谓“一些老知青”们的同样化名者，发贴“警告梁晓声，我们还活着”！
斯时我正面临45卷之全集的出版，又在进行着《忐忑的中国人》一书的写作，委实无暇反驳。
现在终于有了一定的时间和jīng力，但《知青》却已播过；它是自八十年代以降，对“文革”再度继承反思和批判之文艺使命的电视剧，基本已成定论。我的反驳动念，也便随之索然。
于是想到鲁讯的话——最大的轻蔑，是连目光都不瞟过去一下。
又一想，不行。
该驳斥，还是要驳斥的。
因有时过于的包容，并不能使不识趣的人识趣起来！而彼们的不识趣，是从不会因为别人的涵养便自省的。那么，包容岂不等同于怂恶了吗？
是的，依我看来，今日之中国，网上的攻击，诋毁行径，一如当年的“红卫兵”。
何况，他们的“唯我正确”、“唯我独革”之“逻辑”，不可理喻到了极点，混淆视听的目的却又那么的显然，不斥之不足以正视听。
遂决定一一斥之。
因我只是偶尔上网一扫，实在记不清那“滴”什么者究意是“滴”什么，只得以“滴”简谓。而那一再要与我论“人格”的，推测是个年轻的，故以“小子”谓之。在中国文字中，年长者谓年轻者“小子”，并不含有侮rǔ的成分，是惯常之谓——在我也是。
先斥那些“要死要活”的——作家写什么，怎样写，是一种基本创作权利。读者与观众，也当然有评头论足的自由。我并没有阻止过任何人对我任何一部作品的评论、指责与批评，甚至批判。
但问题是——我只不过以知青题材托带出了种种“文革”现象，以图引起今人对“文革”之必要的再反思，你们那厢“要死要活”的相威胁gān什么呢？
你们那自称的“一些”，究竟都是些什么样的当年的知青呢？总共又是多少呢？——亮出真名实姓才有抗议的力量，这点儿常识谁都懂，为什么竟不呢？
倘你们认为《知青》一剧不是为了反思与批判“文革”而由一个团队倾力完成，竟是为了“替‘文革’翻案”的话，并且于是同仇敌忾，不共戴天的话；那么现在，不共戴天的你们，又将作何打算呢？
这种动辄以“活着”或“死掉了”来龇着要咬人似的牙齿般发表意见的行径，体现于对文艺的评论，我觉得是泼习。这一点儿对你们的“意见”的意见，谨供尔等参考。
下面，我要对“滴”也发表发表我对他的攻击的意见了：
按照你的逻辑，“文革”十年，全体中国人包括全体知青“都疯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性未泯的人了。我写了些好人或其实只不过不坏的人，便是蓄意美化“文革”，公然要替“文革”翻案，于是不但该连人带剧一起打倒，简直还要由你号召，再一踏上千万只脚，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