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默问自己：梁晓声，你何时变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为什么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呢？
我不能不严肃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结论便是——当我在文坛这个江湖上的浮名渐大后，开始认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细琐之事，其实没有特别值得铭记不忘的意义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前，我会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满怀真情地予以记录呢？
因为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因为那时我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无亲无友倍觉孤独；因为那时的我默默无闻像植物需要阳光和水分一样，需要被关注、关怀。每一句良好的评价，对我都是人世间的一份温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认为有铭记不忘的意义。
而说到意义，难道人世间的温暖，比如可敬长者与年轻人之间的忘年友谊；比如他们对年轻人的一句良好评价；比如他们靠他们的正面影响力为年轻人的工作、事业之顺利所尽的善意促进，难道这一切仅在一个年轻人默默无闻且特别需要时才有意义吗？难道当这个年轻人后来有了名气了，不需要被关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别人关怀了，一切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不值得铭记不忘了吗？
我对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难当，也万分内疚。
几天后我给huáng海涛也就是huáng宗洛之子发了一条短信，表达了我想去上海探望huáng宗英前辈的意愿。我们是偶尔还见得着的，他知道我与huáng家当年的亲近关系，一向称我为兄。
他回短信说：我小姨会非常高兴的，并给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赵劲的手机号。
赵劲我也是认识的。但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竟没有勇气与他通话，也发短信表达意愿。
他隔日回短信说：晓声哥，我妈妈会特别高兴的，快来吧。
一称我“兄”，一称我“哥”，一言“非常高兴”，一言“特别高兴”，这才使我终于打消了种种顾虑。
八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书展，于是提前一天前往。预先向接待方声明，第二天上午的时间绝对是属于我个人的，无须任何人相陪，也不许任何事侵占时间。
10点左右，我提着一个果篮，准时站在了称我“弟子”三十多年的huáng宗英的病房门旁。小弟赵劲说他十一点到，为的是给我这个他妈妈的“弟子”和他妈妈一小时单独jiāo谈的时间。恰巧受雇照顾她的阿姨走出，我问方便进入探望吗？阿姨说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岁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称为“老师”的huáng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桌面两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边是一张空椅子，那显然是留给我坐的。亮堂堂的阳光洒满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间病房不是她一个人住的单间，还有一张病chuáng，其上卧着一位七十来岁的阿婆。两张病chuáng之间有帘子，半拉开着，将病房一分为二。椅子很小，类似小学校教室里的那一种。供大人坐，实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摆上两只盘子、一只碗后，再就摆不下别的什么了。病房的空间有限，两张病chuáng是必不可少的，在剩余的空间里，便几乎只能摆下那种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却有电视，开着，肯定是为了照顾我和她的jiāo谈，在看电视的阿婆电视调到了静音状态。
我说：“宗英老师，您气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篮，坐在了她旁边。
她说：“何必还带水果呢？”
她气色确实很好，也许因为住院久了，面容特别白晳，然而嘴唇却极红润，如婴儿唇。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在阳光下白得圣洁。我曾听翟俊杰说，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妆的。这符合她的待人原则，体现着待人细节和对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并没化妆，以素面见我，证明她并没将我视为访客。她穿的却并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对公众的场合出现的正式装。
我说不好意思空手来，也不知她爱吃哪种水果，就随意选了几种。
她说她几乎仍喜欢吃一切水果。
见我放在果篮旁的纸袋里有几本厚厚的书，她问：“是你的书吗？”
我说：“是。已经签上了名，要送给赵劲。”
她说：“为什么是送给赵劲的，不是送给我的呢？我比他爱看书。”
我说：“您应该少看书，看书久了也会伤神，不利于养病。”
她说：“我们这种人几天不看书，会活得找不着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只手，我明白是在要袋里的书，遂劝道：“这几本书都太厚，还是不留下吧。”
她却认真地说：“你的作品，并且都带来了，怎么可以不留下给我看？我先看，赵劲后看。我从不嫌书厚。”
我只得将书取出递给她，而她一一接过，摞在chuáng头。我觉得，我一走，她就会拿起一本看的。几本书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讲起了关于《知青》之创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讨论、争议。
我问：“文学是人学，您怎么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说：“人性之学。”
于是我们讨论起文学、文化与人与社会之诸关系来。两张病chuáng之间的布帘被只手一挑，另一张chuáng上的阿婆欠身向我们望过来。
huáng宗英扭头笑问：“没影响您吧？”
阿婆笑道：“你们文化人脑壳里装的事体可真多。”
一句话使我和宗英老师都笑了。
我认为，归根结底，文学及文化应引领人性向善，再向善，永远向善，这种文学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国人尤其重要。
她点头同意我的看法，随即说：“我正是这么一路写过来的。现在也仍每天写几页。”
这使我惊讶，问：“这里怎么写呢？”
她说：“将那块硬板垫在膝上写。”——她的枕下，露出半块薄薄的合成板。
我说：“会得颈椎病的。”
她说：“反正已经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报》开了专栏。”
我问有没有报，想看。
她说没保留报，因为已经出书了。
我说：“那您可得记着让赵劲给我一本。”
她说：“这就有。”——让阿姨从小柜里给我找出了一本。
这时赵劲提前来了，递给她一支笔，替我说：“那得给晓声哥签上您的名。”
她说：“不用这支笔。”
于是阿姨递给她一支便携毛笔。
她出版的新书的书名是《百纳衣》，她用便携毛笔为我签下了一行字是“晓声贤弟存念”。我接过一看，笑道：“怎么弟子又变成了贤弟呢，我和赵劲他们是平辈呀，今后赵劲岂不是不能叫我晓声哥了？”
她一时孩子般地无措起来，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赵劲问：“妈你还有手稿没有？”
她指指窗台。
赵劲便从厚厚一摞报刊中翻找出了几份手稿，比来比去，最后选中了一份，扭头对我说：“哥，你就要这份吧！你看这份品相多好，你当然得保存一份我妈的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