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话令我心一揪。
当着八十八岁的前辈的我觉得是不可以那么说的，即使是儿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转身看我的“老师”，她却仍平静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过后，将我的一本书垫在膝上，又写下了一行字是——“晓声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从没那么称呼过她。在她八十八岁、我六十三岁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她将“宗英阿姨”四个字连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给了我。
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题目是《快乐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脸，然后对着大镜子微笑，露齿大笑。以笑开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乐。
第一乐：自得其乐。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岁了。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写写。最近刚写完一万八千字的简略自传，还可以勉qiáng自理生活，不简单啊！我怎么能不乐呢？
第二乐：相比着乐。我不跟比我qiáng的比，单跟比我差的比，我还没痴呆。还能自己在室内走走，还能看懂不知说什么的电视连续剧。还有朋友来和我谈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乐呢？
第三乐：助人为乐。这道理再明白不过。且从略。
第四乐：超然的快乐。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生日；每个人都算不出自己离开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着，快快乐乐地活着。若临终尚有意识，我要笑着告别人间。
手稿仅一页半字迹，一字一格，除第二页有两处因添句而作了勾线外，无涂改。赵劲小弟说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来。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书翻看。
那时病房里是极安静的了。
我看罢，感慨多多。已近中午，洒入病房的阳光更耀眼了。我抬头望她，见她置身于阳光中，低头看着我的书，满头白发熠熠生辉，仿佛她本身也在发光。我觉那时的她，美丽极了。
在一家普通医院的普通双人病房里；在连一张小小的足以铺开稿纸的写字桌都没有的环境中；在经常面对陌生住院人的情况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读书、写作，以八十八岁的年龄而言，我觉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诗性。
我说：“宗英老师……”
她抬头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吗？”
我也笑了，表示应该告辞了。
她说：“快开饭了，你俩不走，护士会往外请你俩的。”
赵劲看一眼手表，惊呼：“哎呀，怎么十一点半多了！”
我便起身，对她点一下头。
她也微笑着对我点一下头。
当我和赵劲走到病房门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头望她。
她也正望着我，依然微笑，举起一只手，摆了摆。
我说：“以后我会每年都来上海看您。”
她说：“文学是人性之学，好的文学是好的人性之学，这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希望你坚持这样的创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热。
老师也罢，前辈也罢，阿姨也罢；弟子也罢，贤弟也罢，小友也罢，总之那一个上午我寻找回了一种人世间的真情，并领悟了它的意义。而且，从八十八岁了的huáng宗英身上，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在马路上，赵劲小弟对我说：“晓声哥你知道不，我和妈妈对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亲近的。”
我说：“我现在知道了。”
停顿一下，又说：“小弟，今后你遇到了什么困难，不要忘了你还有一个晓声哥。可以告诉我的，千万告诉我，不许自己默默承担。”
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了解——在上海，huáng宗英身边的依靠便是赵劲。
我和他，两个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当街拥抱了一下。
那时我对人世间满怀温情……
11. 为了情怀而纪念
我至今写过多少篇序，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但几乎都是遵中青年业余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为中小学生们的处女集效劳。并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着应该服务的态度来认真完成之事。
然而，由我为《吴伯箫纪念文集》作序，着实的使我大犯其难。依我想，吴伯箫先生之纪念文集，当以他同代人中的挚友奉献一篇最好。我虽也已六十余岁了，虽与伯箫先生有过几次印象深刻的接触，却终究是一个晚辈。况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还是中国语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无论如何是必定不相适的。
本文集的编者亓勇，作为与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缘之亲的年轻后人，却执意要求我来作序，恳拒再三，违心而诺。
读罢文集，犹豫又起。
因我觉得，集中若gān篇，其实皆是可以印在前边为序的——比如公木先辈的长诗《啊，伯箫，伯箫哟！》；比如雷加先辈的长文《“忘我”的沉思——忆吴伯箫》；比如楼适夷、臧克家、朱子奇三位先辈的怀念文章，倘作为序，也都是与此纪念文集的分量相称的。尽管以上诸人也已先后故去，但若以分量的相称作为首要一条来考虑，无不是更佳的选择。并且，以纪念文集而论，同样的出版情况是不乏其例的。
我将我的想法及时通告了亓勇小弟，无奈他坚持他的要求不变。如此一来，我也就只得从命了。
此纪念文集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短文。该短文是我的自白性长文《京华见闻录》中的一段。
我在《京华见闻录》中，记述了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之初年所遇林林总总的人、事，而与吴伯箫先生的几次接触，乃是“见闻录”中很愉快、很温暖、受益颇多的记述。
我须借此机会说明一下，即——我在“见闻录”中所记述的关于吴伯箫先生之学生中有人“丢”了一笔钱的事，在本纪念文集中，康平先生的怀念文章中也写到了。康平先生乃吴伯箫先生当年的学生，她的回忆毫无疑问，更符合当年实事。而我只不过听人转述的，故读此纪念文集者，当以康平先生的记述为准。
我读此纪念文集之校样稿，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感动了我。也使我记忆中的吴伯箫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可亲可敬了。
读罢全集，掩卷深思；许许多多人士，满怀真挚深情地著文怀念吴伯箫先生，怀念了方方面面，但主要怀念的是什么呢？
思去想来，我认为主要怀念的是吴伯箫先生所具有的中国文化知识分子的大情怀。情怀何谓之大？与信仰融为一体之情怀而已。许多人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其实是并无信仰可言的。即使那些经常自诩为革命知识分子的人，其实他们的信仰也只不过经常体现于表态，口头上说给人听的罢了。
那什么又是吴伯箫先生的信仰呢？
他在《论忘我的境界》中说：“把全副jīng力集中到自己所爱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动的事物里，而沉浸到里面，湮没到里面，融化到里面的，那就是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