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一名治安警，两人一人拧着我一条胳膊（自然是朝后），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拧入治安值班室。门在我身后一关上，我就被朝一个角落猛推过去，趔趄了数步，才站稳在那个角落。
几名治安警正在吃饭。他们中有人抬头扫了我一眼。有人连头也没抬一下，连看也懒得看。分明的，习以为常了。
“靠墙站着！”
我乖乖地靠墙站着，还——在这些生人面前害羞似地笑着。我想，我居然笑，那样子，肯定是有些近乎于无赖，挺恶劣的。可我当时，确实觉得，事情到了这一步，与其感到愤慨，还莫如觉得滑稽。但，如果我书包里没有证件的话，到了那么一种地步，到了那么一个地方，我还笑得出来吗？还敢笑吗？还会觉得滑稽吗？当时，我一边古怪地笑着，一边替更多更多的人们，深深地体会到了一种悲哀……
我的书包被一把扯了去。
“gān什么的？”
我说：“盲流。”
“看你这样就像盲流！”
我暗想，我今天要看一看——果真是一个“盲流”，又没有犯什么法的情况之下，仅仅因为说了那么两句也许不该说、但说了也不算什么大罪的话，究竟会落个怎样的下场……
我的书包被兜底儿一倒，所有的东西全散落在桌上。
对方见有好几个记者证，一一拿起。
“哪儿来的？”
我说：“我刚才说了句开玩笑的话。我不是盲流。证件都是我的。”
对方一一打开，审视我，口气顿时缓和了：“照片怎么不像你？”
我说：“刮了胡子就像了。”
“你还在北影待过？”
我说待过的年头还不算短呢。
“我认识你们北影的陈佩斯！”
我说陈佩斯不是北影的。我跟他不熟，不过我跟陈佩斯他爸挺熟。于是另外的“朋友”们就凑了过来，饶有兴趣地问我那“老爷子”目前在gān什么？“下海”没有？“父子店”还打不打算继续开下去？……
我一一作了回答。终于轮到我问他们了。
我问——我是不是还要靠墙站着呢？
他们就都笑了，都说当然不用了。有人挪了把椅子让我坐下。拧着我胳膊把我押进来的那一个，还客气地向我敬烟。
我又问——咱们的事儿可怎样了结呢？
他说就算根本没发生过吧。
我说——那，看来我的票是别想买上了……
他说那没问题，他可以替我弄一张，说着，就起身出去给我弄票了……
刚关上的门，“嘭”地又被撞开了——一名女治安警，将一个男人往屋里拖。那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穿得挺体面，头上还扣一顶褐色的贝雷呢帽。女治安警很年轻，看去比把我押进来的她那个同志还要小一二岁，她脸气得彤红，嘴里怒不可遏地骂着：“我只不过推了他一下，这王八蛋就敢骂我！”
那“贝雷帽”双手扳着门框，任她怎样拽，死活也不肯往里进，分辩着：“我没骂她！我光说她耍野蛮了！”
屋里的一名她的同志，朝他一指，厉声道：“进来！有话进来说！成什么影响！”
趁他一愣，她使劲一拖，将他拖进来了……
门刚一关上，她就开始扇他耳光。他个子高，她个子矮，她的手扇不着他的脸。她急了，一把从自己头上扯下警帽，用警帽抽他的脸。抽得他双手紧抱头，却一声不敢吭……
我站了起来。我还应该制止吗？我有那种权力吗？
看来，即使穿得比我体面，一旦使他们觉得触犯了他们的尊严，后果也肯定是自讨苦吃的……
我将我的东西收入书包里，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我走了。我坐这儿看着，于我们双方都不自在。”
她这时才发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屋里。转身困惑地上下打量我，又一一扫视她的同志们，用目光询问他们——谁？gān什么的？
被我看到了这一幕，她似乎略略有些不安。
她的一个同志说：“搞电影的，求咱们帮着买张票……”
那四十多岁的男人，头朝墙，蹲下身去，竟像个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我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地方……
那沈阳大学的中年教师，一直守在门口，一见我出来，迎上前悄悄地问：“挨揍没有？”
我摇摇头说没有。
旁边有一个人说：“挨揍了你也不敢说吧？”
我说真没挨揍。
他不信，说要不就是我不好意思承认。
大学教师告诉我，那人的一个出差的伴儿也被弄进去了。我这才知道，他是在等着屋里那个“贝雷帽”被放出来。
我不禁同情地望了他一眼……
大学教师真是个好心人。虽然我被弄进去了，人家却替我代买了一张票，还替我担着份儿心……
谢过他，和他告别后，依着我的性格，我真想找站里负责治安的领导去，把我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讲给对方听听……
但最后我还是打消了此种念头，换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说服自己——生活也许原本就是这样子的吧，在那一天，那一时刻，也许地球上的许多国家里，都同时发生着警察粗bào地对待公民的事吧？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一点儿不比别的国家高多少。说三道四的，是否会显得自己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善于发现我们美好的社会主义现实中的yīn暗面呢？是否倒显得自己太矫情、太少见多怪、太小题大做了呢？
于是似乎也就顿悟了、释然了……
正是从那一天起，离开家门，我总是要摸摸兜儿，提醒自己，带上“护身符”。有时候，它们还真的保护过我啊。即使带了，遇到我看不过眼的事，能说服自己一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也不太勇于“仗义执言”了……
生活改变我们是极其容易的。或许，我们每个人，迟早总是要被生活改变成它所乐于认同的样子吧？
3. 现实，在多大程度上真的是现实
如果说以上所述那件事，只不过使我从中吸取了一次以情节剧开始，以“黑色幽默”告终的教训，那么在绥芬河市的经历，就很有点凶险了……
年初我应邀到那里采访。一天清早起来，去逛中俄自由jiāo易市场。逛着逛着，忽然前边一片喊打之声。抬头望去，见几个人在围打一个人。问身旁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答曰在打小偷。问偷了什么？答曰偷了某摆摊的一块“苏联表”。我想小偷者，确如过街老鼠，是差不多人见人恨的。遭一顿打，也算是受一次惩罚吧。于是继续逛我的。孰料那小偷突转而逃，朝我这个方向逃来。也是个青年。看样子是南方人。我这里的几个摊主，不约而同地纷纷一跃而起，几乎就在我面前堵截住了那小偷。于是堵截者和追赶者双方合起伙来，一齐痛打。即不但动拳脚，还用起他们支棚子的棍棒来。参加打的人，几乎是转眼间便由原先的几个发展到十几个二十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