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左派奉行的是右派的政治，那它就不成其为左派。”亨利说。
“总而言之，”贝内以咄咄bī人的口气说，“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您选择的是苏联？”
“对。”亨利说，“我从不隐瞒这一点。”
“在美国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警察压迫的恐怖行为之间，您怎能这么权衡呢？”贝内说道，声音越来越响，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莫尔特贝格与他一唱一和，与此同时，斯克利亚西纳和佩尔托夫用俄语一个劲地jiāo谈。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显出同样茫然的目光，被可怖的过去所缠绕，陷入了可怕的复仇梦幻之中，并拒绝从梦中醒来，对现实世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他们的声音或尖刻，或深沉，或庄严，或粗俗，都在预卜着未来，也许在他们反对苏联的所有证词和证据之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斯大林政权下的那段经历在他们脸上所烙下的这种多疑、愤怒和永远都走投无路似的可悲相。一旦他们信口开河地对您诉说起自己的往事来，绝不要设法阻止他们，他们都十分jīng明，深知单纯讲述这些趣闻轶事是无望争取对方作出决定的，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次有益于他们自己身心健康的发泄而已。贝内突然停了下来，仿佛已经讲得jīng疲力竭。
“我不明白我们在这儿gān什么！”他粗bào地说道。
“我刚才就对你们有言在先，我们准会白白làng费时间的。”亨利道。
他们全站了起来，莫尔恃贝格两只眼睛久久地盯着亨利：
“也许我们后会有期，这一天的来临恐怕比您想象的还要早。”他几乎用一种温和的声音说道。
等他们离开办公室，萨玛泽尔“哼”一声，说道：“跟狂热分子jiāo谈难呀。最让人气恼的，是他们之间也都相互憎恨。谁要是在斯大林的阵营里呆的时间稍长一点，对方就会把他们视作叛徒。可实际上他们全都是可疑分子。贝内在莫斯科当了十五年的记者，若他当时对当局也像今天那样怒不可遏，那他在行动上该是多么怯懦！这是一些嫌疑分子。”他洋洋自得地下结论道。
“不管怎么样，他们不愿与戴高乐主义同流合污，这种态度是光明磊落的。”亨利说。
“他们缺乏政治见解。”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在左派队伍中吃了败仗，如今归附右派，这在他看来最自然不过了，况且他自己感兴趣的只是听他讲话的人的数量，而不是自己作报告的质量。他向亨利建议采用伏朗热的文章，讲起戴高乐联盟的纲领时带着不失分寸的好感。亨利假装没有听懂他的暗示，但耍这种小把戏也纯属枉然。萨玛泽尔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就直抒己见。
“对所有诚心诚意想组建一个独立左派的人们来说，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他显得坦率地说道，“斯克利亚西纳认为没有美国的支持，欧洲就难以自主，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的任务应该是团结各种反对西方苏联化的力量，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服务，接受来自美国人民的美方支持，同意与戴高乐联盟联合，因为该联盟有可能朝左派政治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向大家建议的纲领。”
他目光严肃而又急切地盯着亨利。
“别指望我将这一纲领付诸实施。”亨利说，“我将一如既往，尽力与美国政治斗争。您完全知道戴高乐主义是反动的。”
“我担心您对形势不怎么了解。”萨玛泽尔说，“尽管您处处小心谨慎，我们最终还是被别人划为反共分子，我们因此而失去了一半儿读者。报社的惟一希望是赢得其他读者。为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而应该朝我们刚刚投入的方向大步前进。”
“那就真的要成为反动报刊了！”亨利说，“不行。如果不得不倒闭，就倒闭好了，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路线坚持到底。”
萨玛泽尔什么也没有说，特拉利奥显然与他持同一观点，可他知道朗贝尔和吕克始终是支持亨利的。对付他们这个三人集团，他无能为力。
“您读过《铁钻》周报了吗？”两天后，他喜形于色问道，然后把周刊往亨利的桌上一扔。“好好读读。”
“《铁钻》周报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亨利漫不经心地问道。
“有拉舒姆写的一篇有关您的文章。”萨玛泽尔说道。“读读吧。”他重复道。
“我们等一会儿再谈。”亨利说。
萨玛泽尔刚一离开办公室，亨利就打开了报纸。《摘下假面具》，这就是文章的题目。亨利愈读愈气愤，气得喉咙眼直缩。拉舒姆任意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地解释说亨利的全部作品无不显露出一种法西斯的敏感性，字里行间透溢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尤其是他的剧作是对抵抗运动的侮rǔ；在他的内心深藏着对其他人的鄙视，他不久前在《希望报》发表的卑鄙的文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与其说在发起这场污蔑运动的时候声称自己对苏联有好感，倒不如公开宣布自己是反共分子，这样做也许会更加光明磊落；他那种明显的狡猾充分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同行的敬意是何等不值一提。虽然不是白纸黑字地明确写上叛徒、卖身投靠者等字样，但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种指责。这就是拉舒姆所写的。拉舒姆。在他躲在亨利家中的那段时间，他总是满脸喜悦地帮助波尔用蜡擦镶木地板，亨利仿佛又看到了这一切。他看见他裹着一件过长的外套，激动不已地在里昂车站与他告别。圣诞节的穗形彩花在噼啪作响，他坐在红酒吧的一张桌上说道：“必须肩并肩地工作。”之后不久，他又以困惑的神态说道：“别人从来就没有攻击过你。”亨利尽量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罪魁祸首是故意挑选他来gān这件苦差事的党组织。”可渐渐地，亨利气得眼睛发红。完全是他自己编造了那每一句话，他决没有限于服从命令，这是在重新编造。他这样做比起他的同谋来说更加不可饶恕，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是在撒谎。他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我也永远不会成为法西斯分子。
他站了起来。用不着反击这篇文章，拉舒姆自己心里清楚，亨利没有什么可说的。当词语已失却其意义时，惟一可行的就是动手去打。他上了车子。此时，拉舒姆应该在红酒吧。亨利全速向红酒吧驶去。他发现樊尚跟伙伴们在一起喝酒，可不见拉舒姆。
“拉舒姆不在这儿？”
“不在。”
“那他可能在《铁钻》周报社。”亨利说。
“我不知道。”樊尚说。他站起身，随亨利向门口走去：“你车子在吗？我要去报社。”
“可我不去。”亨利说，“我要去《铁钻》周报社。”
樊尚跟他走出门外，说道：“算了。”
“你读过拉舒姆的文章了？”亨利问道。
“读过了，发表之前，他还给我看过呢。我跟他吵了一架。那是一个可恶的混账。你去大闹一场又于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