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独立，您就要危害它。”普莱斯顿说道，责怪地看了亨利一眼。“一发起这场论战，您就要扮演那些想把我们说成帝国主义分子的人的角色。”他补充道：“您坚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观点，对此我完全赞同，可这种观点在政治上行不通。再给我们一年时间：共和国定将在最好的形势下在西班牙重新建立。”
“我并不存心发起一场论战。”亨利说，“我只不过想点明某些事实真相。”
“可这些事实会被用来攻击我们。”普莱斯顿说。
亨利一耸肩膀：“这不关我的事。我是记者，我说实话，这就是我的职业。”
普莱斯顿打量着亨利：“如果您心中有数，知道某种实话将会引起不良后果，您还会说吗？”
亨利犹豫了一下：“若我肯定实话有害的话，那我看只有一条出路：我辞职，我放弃搞记者工作。”
普莱斯顿姿态动人地一笑：
“这岂不是一种十分机械的道德观？”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活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已被bī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①吧？”
①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jiāo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chuī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bī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吕克朝亨利扭过脸来，满脸惊骇的神色：“你拒绝了吧？”
“当然。”
“那些党啊、派啊、运动啊、组织啊，全都死灰复燃了，必须跟它们界限分明。”吕克声音恳切地说。
吕克的信念如此绝对，以致人们即使赞同他的观点也忍不住想故意惊扰他一下。“抵抗运动的统一确确实实只是徒有虚名了。”亨利说，“应该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是他们破坏了统一！”吕克陡然激动地说，“革命解放联合会，他们把这也叫做什么组织，分明是在创造新的分裂。”
“不，分裂是资产阶级制造的，如果谁自以为可以超越阶级斗争，那他就有玩世不恭的危险。”
“听我一句，”吕克说，“报纸的政治路线，应由你来决定，你比我更有头脑；可依附于革命解放联合会，那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这一点，我绝对反对。”他显出了刚毅的神色，“在经费方面，有些具体的困难，我没有向你汇报，可我已经跟你说过，情况并不太严重。要是让一个算不了什么东西的组织牵着鼻子走，那于我们的事业就不利了。”
“你认为还会失去读者？”亨利问。
“显而易见！到那时就完了。”
“是的，看来很有可能。”亨利说。
要是买的是一份毫无价值的小报，那外省人宁愿看他们的地方小报，也不要巴黎的日报。印数已经大大降低了，报纸即使恢复原来的开本，也不一定就能吸引原来的读者。总而言之，它决不可能在危机之中安然无恙。“显然，我只是个理想主义者！”亨利心想。他曾以信任感、影响以及所起的作用为由，对迪布勒伊提出了异议，可真正的答案就在数字之中：我们将彻底垮台。这是雄辩的论据，诡辩也罢，道德也罢，对它都无能为力，他急于运用这一论据。
亨利于10时来到伏尔泰沿河大街，可未能按原计划立即发起攻击。安娜如同往常一样，用台式小车推上了一些用作晚餐的食物：葡萄牙红肠、火腿和一冷盘米饭。另外，为了庆贺亨利的归来，还有一瓶莫尔索酒。他们东拉西扯，随意jiāo流旅行的观感以及巴黎最近的一些马路新闻。说实在的，亨利没有多少舌战的兴趣。他为置身于这一间书房而高兴：书房里，一本本书全都已用得发旧，大多是作者新笔题赠的；一幅幅油画都有名家的题名，也都不是花钱买的；一件件小摆设富有异国情调，无一不是旅行的纪念品。这块并不引人瞩目、但却得天独厚的生活天地，亨利敬而远之，但同时，这又是他真正的安乐场所。他在这里感到温暖，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欢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