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讨论没必要再进行下去。
可想而知，当柳被宣布为“右派分子”时，他是多么震惊多么不解多么委屈多么心不能服。然而无论他怎样，都已不能改变他的命运。
因为他又是一个典型了。
像当年他由一次发言而出乎意外地成了一个典型一样。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以为他的下场一定会引起广泛同情，却不料顿时陷入了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没人同情他。他不知所措到了极点。
正应了那句话——墙倒众人推。
他斯时才痛心疾首地意识到，原来不少人都盼着他有此日。
而未婚妻“大义灭亲”、“深层揭批”，使他的命运更加雪上加霜。
不过，他虔诚地配合形势“引蛇出dòng”之目的确乎达到了——另有十余名学生与他同时划为“右派”——那些不但贴大字报支持他的发言，且对苏联专家无礼冒犯的学生。
“反右”之战果由而扩大了。
不久他被发配到农场去接受改造。与他同时划为“右派”的十余名学生们，并不因而与他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不，他们非但不那样，还恨他。因为在他们想来，自己是做了他的政治殉葬者。都是大学生，谁也不弱智。后来他们相互一沟通一启发，全明白了。于是对他的恨膨胀了十分。有天晚上他们将他骗到野地里，狠揍了他一顿。连几名女学生也对他动了拳脚。他们解恨散去以后，他在野地里大哭。那时西北风呼呼地刮，像牛吼。几名女生啐他的唾沫，在他脸上冻成满脸冰斑。斯时状况，可用四句诗来形容——“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
以后几年内，那些学生们陆续“摘帽”，陆续分配工作，陆续离开劳改地。当最后一名学生离开时，他对人家竟那么依依不舍。因为有他们在，虽然都是“右派”，虽然在他这方面姿态卑下，时时处处多赔小心，惟恐惹他们烦而遭呵斥，但——毕竟他是在一个小群体里。他不知只剩他一个人了，孤独又漫长无期的岁月该怎样打发，以及命运还会怎样地惩罚他。
他的依依不舍感动了人家。
人家分手时说：“老师，您珍重啊。我也没什么送您留作纪念的，就送您一句话吧！”
那句话是——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冯梦龙小说中的一句话。
人家的心地是很良善的。然而在他听来，却似乎包含着显明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口几乎仅是饮食之“门”了，因为他的舌几乎仅有品味之功能了。一则劳改条例严厉限制着“右派”的言论自由；二则既已为“右派”，心里谨慎，自己束缚着自己说话的欲念。他已差不多变成一个准哑人了。
其实他也有早些摘掉“右派”帽子的可能。只要他虔诚地表示认罪。那十几名学生，便是因为认罪态度好，而被陆续“宽大处理”的。偏他几年内没悟明白过来。不断地这里那里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等那劳改地就剩他一个“右派”了，等他终于悟明白过来了，晚了。不能全部摘帽。全都摘帽运动不是白搞了吗？他是“右派”典型，既为典型，自己想不是——休想。典型那就是要永远起典型的作用，无论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当“右派”不再是一个小小的集中的群体，而是单独的一个人的时候，其命运大抵有两种——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监督的眼渐渐疲惫了，最终接受了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忽略了他是“另类”；或者因为在某环境中的独一无二，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每逢有政治的戏剧上演，便成为“反角明星”，以衬托别人的正面形象。前一种命运的幸运往往体现在民间，如具体的一个偏远的乡村，一个小镇的社区，或一个人数不多，以女性为主体的手工业半手工业小厂。政治的风尾即使也每每刮到那里，然而一般不会成为民间的主要生活情节。又由于民间对于有较高文化之人，仍保持着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的敬意，故“右派分子”在那些地方受到的歧视要小些，受到的伤害也要少些。而第二种命运的不幸，往往体现在大农场、大企业，以男性为主体的大群体。由于那些地方大，政治之风刮到那里时仍正qiáng劲，而它们的领导的级别也高。他们对政治之风的迎送方式，每习惯于搞轰轰烈烈。而且由于那些地方大中小知识分子成堆，亦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gān部或技术gān部。知识分子对以自己的同类为靶子来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坚定，尤其没有什么不安。
柳是不幸的。他被一次次押遣转移，由较小的地方押遣到较大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哪里的政治空气被认为浓度不够，他便被押遣到哪里去。而他一被押遣到哪里，哪里的政治空气就活跃了。好比养鱼的人，见哪一塘鱼欠生动，放一尾狗鱼进去，别的鱼们就游得欢了。他的典型性，似乎具有可持续的价值。
二十二年中，据柳自己说，他至少被批斗了四五百次。在“文革”十年中，更是几乎天天被批被斗。倘几名中专毕业的青年技工午休时间闲得慌，胡乱批斗他一通则就解了闷了。在“文革”十年中，有些大单位是禁止午休时下棋打扑克的。于是批斗他等于下一盘棋，或打几轮扑克。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很是有一些人，因批判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连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批判者也能与他这名“右派分子”联系起来，认为他当年在不足论道的jī零狗碎的小事上伪装“反苏”，其目的无非想麻痹人们，使人们对苏联的认识由而不能着眼于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小骂大帮忙”的伎俩……
据柳自己说，二十二年间，不少人由他而提高了写批判文章的才华，而提高了发言的思想水平，于是和他自己当年一样，引起关注，被赏识，继而由工人而班组长，而入党，而车间主任什么的。也有人被抽调到写作班子里去，成了政治宣传员，继而成了脱产的政治宣传小gān部……
他的话给我这么一种印象，当年的他仿佛是一块靶子，许多人可以通过she击他而训练成she击能手。又仿佛一具活尸，许多人可以通过解剖他转行当政治“外科医生”……
据柳自己讲，一九七九年他获平反，调回原大学的途中，受到了某县一位副县长的数日款待。原来对方也曾是“she击”他的能手，解剖他的行家，官运由而亨通。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对方还因为经常写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而竟成了该县书法家协会的会长。并且，果然写得一手好书法。起码在他看来是那样。他临行之际，人家赠他条幅，上书八字乃是——“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是老子的话。
在文言，“中”通“冲”。“不如守中”，意谓不如默默保持虚静，压制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