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如梦魇，柳悄无声息地回到他曾任过宣传部长的那所大学。有一位“平反办公室”的女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安排他在校招待所住下。那女同志四十余岁，对他的接待态度客气而又周到。请他不必着急“平反”以后的具体事项，安安心心地休息一段时间为好，若有什么要求来日方长。那些日子，相比于二十二年，使他感到幸福无比。终日无所事事，睡到十点钟才起也没人gān涉，仿佛神仙过的日子。其寂然回归，直可用“神出鬼没”四字形容，很有那么点儿重新“潜伏”下来的意味儿。最初的日子，吃饱便睡，醒了又吃，吃了再睡。二十二年间，他的身体感到严重亏损的似乎更是睡眠，大脑不失时机地，qiáng烈反she着一种急需补足的本能。一个星期后才开始在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切都还是从前的样子。只不过树老了，楼旧了，路多了几条，看见的都是生面孔了。别人不知他是谁，他也认不得别人。即使从前的同事或上下级擦肩而过，竟也不能相互引起注意……
终于他被那位女同志通知去开会了。一次，两次，数次，都是关于肃清“文革”流毒，促进思想解放的讨论。他早早地去，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中牢记着当年他那名学生送给他的话，以及那位副县长赠他的条幅，自封其口，自缄其舌。
有次参加会议的多是年轻人，有学生代表，也有三四十岁的教师，一名学生发言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社会主义之中国，好比一口大锅，一幢大厦，锅已裂纹道道，厦已东倒西歪。莫如趁着思想解放的热情高涨，一举砸碎之，推倒之，从头再来一遍！好比用橡皮将纸上杂乱的铅痕擦尽，使之重是一张白纸，重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正是“拨乱反正”年代，青年人口无遮掩，一旦亢奋，过激言论时有发生。主持会议的人即使不以为然，一般却也不太会当成件严重的事。
但那一次会情况有所不同。各方各面为上级收集政治思想动向的人士隐坐四角。主持会议的人是预知这一点的。脸色一时就特别的难看。想予以批驳，一时组织不成一番有力的话语；而一味保持沉默，又几乎等于怂恿……
这当儿就见有人站起来说：“我也要发言。”
站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柳。
主持会议的人不认识他，惟恐他再说出什么不像话的话，灵机一动，宣布休息几分钟。
不料他坚持道：“我请求此刻发言，过会儿我也许不愿开口了！”
他脸发红，唇发抖，特别激动的样子。
有些人似乎成心要使主持会议的人更不自在，大鼓其掌。
主持会议的人只得同意他发言。
他大声道：“同志们啊，我曾是一名右派分子，我被改造了二十二年啊！我现在终于又和你们一样有公开发言的权利了，又有称大家同志的资格了！我想说，什么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那就是无怨无悔地爱国的胸怀啊！刚才那位同学不是说，社会主义这口大锅已经裂纹道道了吗？那我们就要像能工巧匠一样，仔仔细细地把它锔好啊！社会主义这幢大厦即使真的已东倒西歪，那我们就要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一样，用我们的脊背将它抵正抵稳啊！倘需要，那我们就要心甘情愿地化作石柱，永永远远地支撑在那里啊！这就是我，一名被改造了二十二年的典型右派分子，对我们的祖国母亲的自白！……”
之后，他抑扬顿挫、情感充沛地朗诵了几句诗：
无论这样，
还是那样，
我的国啊，
我爱你！
无论贫穷，
还是富裕，
我的国啊，
我爱你！
……
他的发言具有一种厚积薄发的、如泉喷涌般的感染效果。一个命运浮沉与发言这种“中国特色”之事结下难解之缘的人，在你方言罢我开口的热烈的发言气氛中，那是很难做到坚决地不发言的。其发言的冲动不被激活反而显得太不正常了。
他还没来得及坐下，主持会议的人也已站了起来。
主持会议的人向他伸出一只手说：“老同志，受了委屈的老同志，让我握住您的手……”
他有点儿懵懂地向对方伸出了一只手。
他的手立即被对方的两只手紧紧握住。
对方噙泪说：“老同志啊，现在，‘我代表党’这句话，已经不是哪个级别的党的领导者都可以随便说的了。但我还是想说这句话。我是新任的党委书记。老同志啊，我代表党感谢您的一番发言，感谢您的一片忠诚！”
他的泪水也顿时夺眶而出。
校党委书记对他的感激是真诚的。因为他的发言及时拨正了讨论的思想方向，使自己由两难之境得以摆脱。
一片肃静。
无数双眼呆呆地望着他们。
一名女学生代表情不自禁地小声说：“哎呀，哎呀……”
在多数情况下，不知说什么好的人都会这样。
她已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而紧接着一阵掌声淹没了她的“哎呀”……
晚上，负责接待他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他，极欣慰地告诉他，他那番发言在校园里反响十分qiáng烈。仿佛，也是她的一份荣耀。并且，陪他吃了晚饭。饭桌上试探地问他对安排工作有什么想法？
他说，无条件地服从。
柳曾对我说，他当时那番发言，百分之百地真诚。他头脑里就是那么想的。终于被平反了，他内心里充满了一种梦幻般的、急于表达喜悦的激情。而那一种激情渴望进行一次正当的喷发。
我，则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的真诚。
在他浑然不知的情况下，他那次发言，被打印在各种汇报材料里和“内参”里、文件里。他的名字又一次成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
不久，他官复原职。
又不久，他和那位女同志结婚。她丈夫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她是化学系“文革”前的讲师，临时抽调到“平反办公室”的。但是她却坚持认为他们的缘分是物理性质的，是“完全非弹性碰撞”的结果。而物体相碰后不再分离，并以同一速度运动，是以最大的运动能损失为前提的。他明白她指的是她将为婚姻损失事业上的追求——都四十多岁了，才是讲师。十余年没评教授了。不发愤图qiáng，纵然又开始评了，岂能轮到她的份儿？而发愤图qiáng吧，她又不忍使这个五十来岁才结婚的男人，仿佛只有一位象征性的妻子……
他终于又可以昂着头出现在校园的任何地方了。他的经历开始在校园里传播。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开始将他的名字和校级领导们的名字排在一起记住。二十二年前对他落井下石的人，远远望见他绕路而行了。他们中有的“文革”十年也在劫难逃地成了挨整的对象，而有的成了“三种人”。
他又必得在大会小会上发言了。他牢记二十二年前的教训，一句自认为不合时宜的话也不说，仅仅宣讲他的忠诚，和无怨无悔。这两点在中国这个国家里，几乎永远都是求大于供的。因而几乎永远都是紧俏的。相对于政治，好比是敬灶的麦芽糖。所以，他又成了一位被到处邀请的明星。然而毕竟的，中国的一只脚已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时代。人们在感动于忠诚之后，还急需听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