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也不弱智，很明白这一点。
却也有人议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了。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升到高位上，会使别人缺少安全感。说对于将是领导的人，无论红脸白脸，总应该给人们一个明朗的印象。
他妻子那时也调到北京了。以上议论是她转告给他的。如果她只听到一次，就不当成回事儿转告给他了。但她无意中听到了多次。如果他自己不当成回事儿，那么实际上那种议论会自生自灭的。偏他自己当成回事儿了。不但当成回事儿了，而且当成块心病了。毕竟没有过什么能够自如纵横于仕途的丰富经历和宝贵经验，未谙所谓“群众看法”，在提拔问题上往往是可以视为零的。
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在本校举行的一次大学生辩论赛的总结大会上，他又说了一番不合时宜的话。辩题是如何看待当代大学生的政治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正方的论点是要大力弘扬“五四”jīng神和传统。结果自然是正方胜。
他却在总结中坦言：倘他是一位评委，他的一票，将会投给反方。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大学生们，昨天还只不过是邻家的男孩女孩，高考幸运中第，摇身一变就都是大学生了。从校门到校门，其单纯程度，仍是昨天邻家那个男孩女孩。而“政治这头怪物”，越来越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了。守着宿舍门后的一堆多日无人清除的垃圾，闻着它散发的腐味儿和臭气而卧谈什么“铁肩担道义”，实在是很滑稽可笑的。倘无自知之明，政治热忱被廉价利用，那是很可悲的……
他引用了胡适的话——主张大学生们应首先对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打理好自己的人生，再谈国家命运不迟……
他批判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说中国当代青年的高考比例才百分之几，如此要求一名青年是不适当的……
他调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政治家军事家们，不在普通百姓。若真要尽天下兴亡之责，那也要先成为政治家或军事家……
他最后qiáng调，归根结底，一言以蔽之，他主张中国当代大学生们少谈点主义，多务实点儿学业；离政治远些，离人生近些……
自然的，他也以自己作了现身说法。
那是他的又一次真诚发言。倘非指责他的真诚有什么杂质的话，那也不过就是——他当众从他的头脑中往外掏出了自己的真实思想，求最明朗的一种思想亮相的效果，试图改变某些人认为他未免将自己的思想包裹得太严密的印象。
适得其反，又一次祸从口出。
大学生们对他的总结反应qiáng烈。不过是逆反应的。一九八六年，正是中国大学里思想这东西空前泡沫化的年代。中国当代之大学生们似乎都认为，中国兴亡，舍我辈其谁？他的总结触疼了当代大学生们的娇嫩自尊心，于是招致了“文革”年代似的大字报小字报的种种质疑。名曰质疑，等于“笔伐”。也触怒了方方面面的上级。不，岂止是触怒，简直是使他们震怒了。突出政治之流弊依然在大学校园里四处作祟，他被认为是直接挑战大学里的马列主义“政治主权”。那时已经重新评定过职称了，大学里出现了又一茬副教授和教授们。他们中教政治的qiáng烈抗议道：“那我们集体下岗扫马路去吧！”而上级则指示追查背景。
“还把胡适搬出来了！胡适算什么东西！”那时的左派人士们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一心想搞清楚他年轻那会儿曾与胡适有何种关系，何种往来。
他出示了一本胡适的文选向他们请教：胡适的书既然已经在国内解禁出版，公开引用几句胡适的话何罪之有？
结果就更使对方们不肯善罢甘休。他们说书的内容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进步有反动！解禁了胡适的书，并不意味着连胡适的一切思想言论也都成了金科玉律，可以当作正面的思想营养灌输给大学生们了……
他们四处投信告他。
他在日记中如此评述自己遭遇到的这一件事——看来在中国，还是将自己的真实思想严密地包裹起来的好。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可言更好。因为，我觉得留给个人思想的自由空间只不过是一条夹缝啊。那么，除非思想本身是扁的。否则，它总归会显得“面目狰狞”。从夹缝中硬挤着生长出来的思想，看去不可能不是奇形怪状的……
他犯起倔来。顶着压力拒不检讨，拒不认错。
在这件事上，他当年的老校长不再“对不起”他了，而是“见义勇为”，像一位老斗士似的护着他。虽然后者此前一生不曾是过什么斗士。
当年的老校长也四处写信，替他争鸣，替他不平。在信中，对于某些人，甚至连“党棍”之类的话都写上了……
老校长某夜猝死于脑溢血。
当追悼会结束了，连死者亲属也含悲离去以后，他才抢在尸体转移之前独自出现。
他深鞠三躬，放下一束花，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丧失了这世上惟一颇能正确看待自己的人。此人赏识他、栽培他，也使他成了“右派”。好比家庭主妇由于很喜欢一只盘子，擦拭的时候太仔细了，反而失手摔裂了“它”。
那时刻恩与怨jiāo织心头，转身时心头却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笼罩。
他被免职了。
“过渡时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职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为泡影。
他并不掌握一门专业足以开课授学，自然也没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只有到图书馆去当了一名老图书管理员。
三年后，他退休了。斯时已是九十年代。仍没职称，套了一个行政正处待遇。别人认为他应感到安慰，他自己则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会切身领教到那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
一个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没那么多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的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慡然应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