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
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guī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guī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guī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guī，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
不敢置疑、不懂得置疑是一种心灵的残障；用任何方式——不管是政治手段或教育方式，不管是有意或无心——去禁止置疑、阻碍思考，就是制造心灵的残障。《野火集》所bī问的是一个冷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一个残障的民族？写“野火”有沮丧的时候，当某些人说要扑灭野火，当一些报纸宣称要“围剿”龙应台，当有人每天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固定的三行字：
“你是卖国叛徒！中华文化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 .
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
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 .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
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
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
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
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
一九八六年，台湾
龙应台茄萣乡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
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dàng，在yīn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
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huáng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
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
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
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jī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
“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
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