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限惊异地看着这群乐陶陶的人：这些都是小镇的村民，也许是卖菜的小贩、切肉的屠夫、做面包的师傅、清垃圾的工人——他们怎么这么会创造生活的情趣？我想到台湾的村民；在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他们在做什么？
也在瓜篷下话桑麻，在谷场上婆娑起舞吗？希腊带着朝圣的心情来到这个充满荒山石砾的古国。世上有多少民族像古希腊人那样，一方面一派天真地创造出奇如天马行空的神话，一方面又深沉睿智地写下无可奈何的悲剧？到雅典、奥林匹克、斯巴达缅怀膜拜之余，最想看的还是二十世纪的希腊。和中国一样，它有光荣的过去；和中国一样，它也有历史的包袱。跋涉万里，我想知道：现代的希腊脏吗？乱吗？人民有气质吗？文化jīng致吗？从德国、奥国，南下到意大利、希腊，经济上，愈南，国民所得愈低，愈南，也愈脏。
希腊的垃圾比意大利又多了一层。每一棵橄榄树下都有野餐后抛弃的空罐、纸袋；海滩上到处是露营的人前一夜留下来的污秽；咬了一半的西瓜招来一头一脑的苍蝇，每丛树后大概都有几团排泄的污秽和揉皱的卫生纸，在火辣的太阳里蒸腾。
但希腊的脏也许可以辩白：这些垃圾是每年成千上万的旅客所留下来的，不算是希腊人本身的错。一般希腊乡镇倒还算gān净。
手编的羊毛地毯及毛毯是特产之一。美丽的色彩织成协调的图案，凹凸不平的结，可以想见葡萄架下劳动的双手。现代的希腊人显然尚未放弃传统的乡土艺术，尚未急功近利地去拥抱塑胶和尼龙的世界。
店主微笑地走近来，只请我进去看看，却不饶舌推销。转身离去时，他也许有点失望，却很文雅地说：“没关系，多看几家也好，喜欢再回头。”
我想起意大利的小贩，不但漫天开价，而且咄咄bī人，相形之下，这些低姿态的希腊人显得那么可爱温厚。我一口气买了五条。
希腊的贩夫走卒，我发觉，也有不俗的气质。泥灰造的房子也许简陋，前庭攀爬的绿萌红花，在风里摇曳，却平添几分逸趣。海边的空地，或许没钱盖观光饭店，铺上一层鹅卵石，搁上几张旧桌椅，却也成为喝酒赏月的好地方。
在Agamemnon 的古城边有个简单的营地，种满了柠檬树。营主人留着两撇俾斯麦式的胡子，没受过什么高等教育，也不会任何外国语，却能背上几段荷马的《奥德赛》。我们“手谈”投机，同桌喝了几杯酒，他就就着月光和柠檬丝丝的清香，敲着桌子大声唱起歌来。唱了一个晚上。
在一条荒野路上，一个古稀老头骑头灰驴子摇摇晃晃而来，看见我们，骨碌溜下驴背，过来搭讪，比手划脚的，还带股刺鼻的酒味。华德被bī着读过九年的古希腊文，现在正派上用场。大概老头要我们到他的橄榄园里去吃晚饭。我们不能赴约，他倒也不在意，摇摇摆摆又跨上驴子，一转身却听“碰”
的一声，驴子把老头摔个四脚朝天，一头的灰。赶忙扶他起来。他也不在意；醉态可掬的，亲了亲灰驴的大眼睛，又摇摇晃晃挣扎上去，对我们挥挥手，蹄声嘀帝哒哒，消失在野路尽头。
luǒ泳的人看过希腊的山水，才恍然大悟它为什么有那样的神话：也只有这么神秘、这么粗犷原始的山水，才孕育得出那么出神入化的想象。烟雾蒙蒙的山从广邈的海面陡然升起，不见山的面貌。山却更显得深不可侧。嶙峋的山峰切向海面，形成无数个幽隐的岩岸，岩岸中的水特别清澈，成为luǒ泳的天堂。
在鹅卵石上铺着睡袋，傍着海水和满天摇摇欲坠的星子而眠。清晨醒来，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海里浮沉。光着身子涉进水里，成群结队，花花绿绿的鱼也赤luǒ地在水里游dàng。四周只有天、水、鱼与长着青苔的岸石。水，温柔而清凉。
几个没穿衣服的人坐在石头上聊聊天，都是来自雅典的年轻医生；既是知识分子，我就问个知识分子的问题：“希腊沦落过那么多次，又受土耳其统治四百年，文化和种族都变了很多——你们还自认是苏格拉底的后代吗？”李奥是jīng神科医生，有一头漂亮的黑发，他说：“希腊政府和一些老学究当然坚持我们是苏格拉底直接下的蛋——”他抽了口烟。
“可是谁在乎呢？古希腊的成就是古希腊人的光荣，我们若不是他们的子孙，当然沾不了光；说我们是他们的后代，又怎么样呢？我们凭什么拿祖宗的成就来沾沾自喜？现代的希腊人若要骄傲，就必须靠他自己的努力，以他自己现在的成就而骄傲；硬攀着祖宗的光荣未免太没出息——老实说，我真不在乎我是谁的后代？ .”安格拉是妇科医生，笑起来很有苏菲亚罗兰的韵味。她转过来问我：“你们中国人呢？”中国人吗？我不能说，我离家太久了，正要回去看看。
原载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九日《美国世界日报》
传递这把火
龙应台是的，《野火集》出版成书了。
去年十一月，匆匆写下《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投给毫无渊源的中国时报；原是不经心掷出的一点星星之火，却烧出燎原的《野火集》来。
燎原，因为往往文章一出现——譬如《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就有大学生拿到布告栏上去张贴，就有读者剪下个三两份寄给远方的朋友，嘱咐朋友寄给朋友；中学者师复印几十份作为公民课的讨论教材，社区团体复印几百份四处散发，我的邮箱里一把一把读者来信？ .短短的一年中，这个专栏确实像一缕一缕野火向四方奔窜燃烧起来。
可是，《野火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只是一个社会批评，一个不戴面具，不裹糖衣的社会批评。一般作者比较小心地守着中国的人生哲学：“得饶人处且饶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温良恭俭让”等等，写出来的批评就比较客气缓和，或者点到为止。谈教育缺失之前，最好先说“三十年来台湾教育突飞猛晋”。指责行政错误之前，先要婉转地说，“三十年来，安和乐利，国泰民安，领导英明？ .”。行文中间不能忘记qiáng调自己爱乡爱人爱民的坚定立场，qiáng调自己虽然批评，却不是恶意攻讦，“别有用心”；最后，还要解释“良药苦口”，请大家“包涵包涵”。
这就是一个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批评，不伤和气，不损自尊，不招怨恨。《野火集》却很苦很猛，因为我不喜欢糖衣，更不耐烦戴着面具看事情、谈问题。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
赞美“野火”的人说它“过瘾”——不怕得罪人，“敢讲话”。我没有三头六臂，得罪了人照样要付出代价；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可是古人不是说“无欲则刚”
吗？既然没有作官的欲，这个代价或许也无所谓吧！至于“敢讲话”三个字，与其说是对我的赞美，不如说是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讽刺与指责——在一个自称民主开放的社会里，为什么“敢讲话”是一个特殊的美德？它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吗？对一个健康人，你拧拧他的手臂、掐掐他的腿，他不会起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的，一个皮肤有病的——不管是蜜蜂叮咬的红肿，病菌感染的毒瘤，或刀割的淌血的伤口——只要用手指轻轻一触就可能引起他全身的痉挛。台湾如果是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人人都可以据理争辩，那么《野火集》再怎么“勇敢”也只是众多火炬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瞩目。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特别多的禁忌——碰不得的敏感肿块，“野火”才显得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