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
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
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gān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
“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
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rǔ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bī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
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huáng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jīng、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
缘
马森我jiāo朋友，全凭一个缘字。
跟应台的jiāo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
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则是由于人体所发she的电波或磁力。
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如果对方she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jiāo的意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
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dàng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备的条件。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嘴的。
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慡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但事实上jiāo谈却十分融洽、投机。
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dòng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
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
之后，她又写了一篇评《孤绝》的书评。先投给《中国时报？人间》，遭到退稿。
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场、攻讦的文字cháo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
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
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