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
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
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chūn华、林贵真和隐地。
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几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
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
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是否gān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
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
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吧！
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
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
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
回到伦敦，在圆神出版社社长简志忠的一通长途电话中同时获知了两个好消息：一个是《野火集》结集出版后意外地也是意中地畅销，另一个是应台生了一个儿子。我立刻拜托志忠替我送两打最新鲜的玫瑰花给应台，以表达—个远方的朋友的祝贺之情。
今年chūn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作家的诗。
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
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
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
救赎
马以工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
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dàngdàng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
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jiāo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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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
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斗鱼比起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开始在时报“人间”副刊上，写出了《野火集》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年半后的中国人，很多人真的生气了。特别是环境问题从核能电厂失火、牡蛎、文蛤被污水毒死，更成了人人生气的大题目。台中大里乡仁化村的老百姓，不甘长期忍受三晃农药厂排放出来的毒气，自组了“公害防治协会”。鹿港有十万零六千人签名连署，拒绝杜邦化工设二氧化钛厂。到车诺比尔核电厂发生熔炉意外，反对再兴建核四厂的声音升至最高。
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
“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
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
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dòng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