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尽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gān活儿，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gān，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1]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gān活儿，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chuáng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幸好我命大，活过来了。
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们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们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他们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我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儿。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那些大户，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jiāo不起租。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爹求他让我们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将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人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rǔ。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nüè小欺老。对佃户的租，他们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2]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bào、攻击、nüè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jiāo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