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还竭力主张不要让濒临死亡的病人待在医院里。应当尽可能让他们死在院外，这也能提高chuáng位周转率，对留下的病人可以减少心理压力，统计数字也会显得好看一些，因为他们离开医院不是由于死亡，而只是由于“病情恶化”。
今天让阿佐夫金出院就属于这一类。他的病历，几个月来已经变成厚厚的一本了，那粘结起来的一页页粗糙的土huáng色纸张还带着灰白色的木质纤维，经常挂住笔尖，上面写着许多紫色的和蓝色的数据与诊断意见。透过这本粘起来的病历，两个医生都看到这个疼得汗律选的城市少年缩成一团坐在chuáng上的样子，但是，柔和的声音轻轻念出来的数字比法庭上雷霆万钧的判决还无情，谁也无法申诉。这里记载着2.6万个照she单位，其中包括最近一个疗程的5.2万个，合成雌酚50针;7次输血，可是白血球仍然只有34皿，红血漆……癌细胞的扩散有如坦克突破防线，已经波及胸腔纵隔，出现在肺叶上，锁骨上方也有了淋巴结，而机体已无法作出阻止它们的任何反应。
两位医生继续在翻阅病历，把积压下来的几份接着填写，而那位护士——爱克斯光技术员此时仍在给门诊病人做放she治疗。这会儿她把一个穿蓝色连彩裙的4岁小女孩和她的母亲带了进来。小女孩脸上有一些红色的血管瘤，它们还很小，还不是恶性的，但应当进行照she治疗，以免它们继续发展和转化。这小姑娘自己没当回事儿，殊不知自己那小小的嘴唇上也许已被死神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她不是头一次来到这里，已经不害怕了，像小鸟儿似的卿卿喳喳，喜欢去摸仪器上镀镍的零件，对那个亮晶晶的世界很感兴趣。给她照she一次的时间总共只有3分钟，可这3分钟她怎么也不肯一动不动地坐在对准患处的狭长照she管下面。她不停地转来转去，偏离方向，爱克斯光技术员不耐烦地关掉电源，一再把照she管重新对准她。母亲拿着一个玩具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还答应给她许多其他礼物，只要她这会儿乖乖地坐着。随后进来一个满面愁容的老妇人，她好半天才解下头巾，脱去上衣。接着是从住院部来的一个穿灰色病号服的女人，她脚掌上长着一个小球似的有色肿瘤——这东西只不过是由于被鞋里的钉子扎了一下引起的。此人同护士有说有笑，根本没有料到这个直径只有一厘米的区区小球，竟是恶性肿瘤之王——恶性黑色素瘤，不知为什么医生们就是不肯给她切除。
两位医生难免也要为这些病人分心，看看她们的病情，给护士出出主意，就这样，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该去给鲁萨诺夫注she恩比兴的时间已经过了，她马上把有意压下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的那份病历放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面前。
“在进院时处于被严重耽误的状态下，居然取得这样大有希望的良好开端，”她说。“可惜这个人太固执。但愿他不会真的拒绝治疗。”
“那就让他试试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轻轻敲了一下桌子。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病跟阿佐夫金的那种病是一样的，但是疗效明显，变得大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敢拒绝治疗!
“在您面前，他是不敢，”汉加尔特当即表示同意。“可我没有把握能拗得过他。要么，把他叫来跟您谈谈?”她在剔除指甲缝里粘着的一点尘垢。“我跟他的关系搞得相当别扭……总也无法用严厉的口吻跟他讲话。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之间的别扭还是从初次见面的时候开始的。
那是在1月份的一个yīn暗的日子里，雨下得很大。汉加尔特作为医院夜间值班医生接了班。晚上快到9点钟的时候，楼下的一个胖女人——身体健壮的护理员来向她诉苦：
“大夫，那里有一个病人在胡闹。我一个人拿他没办法。这怎么行，要是不采取措施，简直就会骑到我们的头上。”
我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走出去，看见宽大楼梯底下靠近上了锁的护士长小屋的门口，一个瘦高个儿的男子直接躺在地板上，这人脚上穿的是靴子，身上是泛出棕红色的士兵大衣，一项普通的护耳棉帽虽然有点小但还是绷在脑袋上。他把一只行李袋枕在头下，给人总的印象是他准备在这儿过夜。两腿秀丽、穿一双高跟鞋的汉加尔特(她在衣着方面从来都不是随随便便的)走到他跟前，威严地看了一眼，企图通过眼神使他感到羞愧，迫使他站起来，然而，那人虽然看见了她，却依然满不在乎，动也不动，甚至好像微微闭上了眼睛。
“您是什么人?”她问。
“一个人呗，”他声音不高、无所谓似地回答。
“您有到我们这里住院的许可证吗?”
“有!”
“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今天。”
从他两侧地板上的水迹来看，毫无疑问，他的军大衣全湿透了，而且靴子和行李袋也同样如此。
“但是躺在这里不行。我们……这里不允许。何况这里也不方便…”
“方——便，”他懒洋洋地应道。“我，在自己的祖国，还会不好意思见谁呢?”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知所措了。她感觉到不能对他喝叱，命令他起来，况且他也不听你的。
她回头朝前厅那边看了一下，那里白天总是挤满探望病号和候诊的人;3张长椅是供家属会见病人坐的;而夜里医院关门以后，外地来的重病号如果没地方住，就留在那里。此时，前厅里只放着两张长椅，其中的一张上已经躺着一个老太婆，另一张上被一个系花头巾的乌兹别克少妇放着一个孩子，她自己坐在旁边。
前厅里倒是允许躺在地板上，可是那里的地板被踩得很脏。
而要进到这里来，必须穿病号服或白大褂才行。
激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又看了看这个粗野的病人，他那瘦削的脸上只有失去生趣的淡漠表情。
“您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吗?”
“没有。”
“您没到旅馆去试试吗?”
“试过了，”他已经疲于回答了。
“这儿有5家旅馆。”
“可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他闭上了眼睛，表示谈话到此结束。
“要是早一点就好了!”汉加尔特思索了一会儿说。“我们有些护理员的家可以让病人过夜，收费也不贵。”
他依然闭着眼睛躺在那里。
“他说哪怕是一个星期也打算躺在这里!”值班的护理员气鼓鼓地诉说。‘躺着当道!说什么直到给他chuáng位为止!瞧，你这无赖!起来，别胡闹!这地方是消过毒的!”护理员bī近他。
“可为什么只有两张长椅?”汉加尔特感到奇怪。“本来好像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被搬到那边去了，”护理员向玻璃门外指了一下。
对了，对了，有一张长椅，在这道门外边——被搬到器械室门外的走廊上了，好让白天来接受门诊照she的病人等候时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