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板下的两盏电灯已经开着，光度很qiáng。窗外已经变得晦暗。病号都在等晚饭。
“这里岂不就有一个老头，”叶夫列姆还在唠叨，“躺在楼下，明天要动手术。还是在1942年的时候，就给他切除一只小虾，医生对他说：‘没关系，自由自在地生活吧。’懂吗?”叶夫列姆仿佛是劲头十足地在说，可是声音却让人觉得似乎是在给他自己开刀。“13年过去了，他连这家医院也不记得了，酒也喝，女人也搞——你瞧，一个乐天的老色鬼。可现在他那只虾长得那么大!”叶夫列姆甚至得意地吧瞎了一下嘴，“恐怕要直接从手术台送太平间吸。”“行啦，这些不妙的预言已经足够了!，他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甩手就转过脸去，他不敢相信那是自己说话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没有威严，那么可怜巴巴。大家都默不作声。还使人心烦的是对面一排靠窗的那个老是翻身的瘦弱青年。他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蜷着腿用膝盖顶住胸口，怎么也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姿势;他的脑袋已经不是倒在枕头上，而是搁在chuáng架子上了。他呻吟不已，声音极其微弱;从他那扭歪的脸的表情和抽动可以看出他疼痛难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转过脸也不再去看他，把脚伸进拖鞋里，开始心不在焉地察看自己的chuáng头柜，一会儿把放满食品的底柜的小门打开又关上，一会儿把上面那摆着梳洗用品和电动刮脸刀的小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叶夫列姆把两臂十指jiāo叉在胸前，依然走动着，偶尔会像针扎似地打个寒颤，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仿佛是在超度亡魂：“这就是说，我们的事儿很糟糕……十分糟糕……”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背后传来不太响的啪啦一声。他小心翼翼地转过脸去，因为脖子的每一次动弹都会引起疼痛，于是他看到，原来这是他那个qiáng盗相貌的邻居看完了书，把封面拍了一下，拿在一双粗糙的大手里玩味。深蓝色封面和同色的书脊上斜印着烫金已暗淡无光的作者签名。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辨别不清那是谁的签名，却也不愿意向这号人打听。他心里给这位邻居起了个外号——啃骨者。这很贴切。啃骨者yīn郁的大眼睛望着那本书，肆无忌惮地向整个病房大声宣布：“要不是焦姆卡从柜子里挑出了这本书，那就很难相信，这书不是故意扔给我们看的。”
“什么，焦姆卡?什么书?”靠门那张chuáng上的少年接话问了一句，他也在看书。
“哪怕搜遍全城，大概也甭想找到这样一本书。”啃骨者看看叶夫列姆又宽又扁的后脑勺(由于不便而许久未理的头发已经扎进了绷带)，又看看他那紧张的脸。“叶夫列姆!别嘟呶了。把这本书拿去看看吧。”
叶夫列姆停了下来，像头公牛，莫名其妙地望了一眼。
“还看书gān吗?我们大家很快就要完蛋了，看书gān吗?”
啃骨者的疤痕牵动了一下：
“正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完蛋，所以你要赶紧读。赔，拿去。”
说着他就把书向叶夫列姆递过去，但对方并未跨步来接：
“读起来太花时间。我不想读。”
“你不认得字还是怎么了?”啃骨者不过是劝劝而已。
“我——可说是很有文化哩。就我所需要的方面来说，我的文化足够用的了。”
啃骨者在窗台上摸到了铅笔，并打开书的末页，从目录上选了几篇做了记号。
“用不着担心，”他哺哺地说，“这里都是些小故事。瞧，就这几篇，你先试试看。再说你，成天嘟嘟峨呶，真让人心烦。拿去读吧。”
“我叶夫列姆什么也不担心!”他接过书，扔到了自己chuáng上。
年轻的乌兹别克人艾哈迈占拄着单拐从门口一瘸一跛地走过来。他是病房里最乐观快活的人。他宣布说：
“拿起小勺准备战斗!”
炉子旁边那个皮肤黝黑的小伙子也活跃起来了：
“弟兄们，晚饭送来了!”
把托盘托得高过肩头的一个穿白罩衫的送饭女人出现了。进门后她把托盘端在面前，依次走到一张张chuáng的跟前。除了靠窗那个疼痛难忍的小伙子，所有的病号都起来端菜。病房里每个人都有一只chuáng头柜，只有少年焦姆卡没有，他跟大骨骼的哈萨克人合用一只。这哈萨克人的人中上隆起一个深褐色的痴，没有包扎起来，十分难看。
不要说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这时根本不想吃东西，甚至自己家里带来的东西也不想吃，仅仅这晚饭——橡胶皮一样的麦掺方糕，浇着huáng色的果汁——和不gān净的、柄扭成麻花似的灰色铝勺的样子，就又一次使他痛切地感到自己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而同意进这所医院也许是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
这时，除了不停呻吟的那个小伙子，大家都很快就吃了起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把盘子端在手里，而是用指甲在敲它的边缘，看看给谁合适。有些人侧身坐着，有些人背对着他，而靠门那个小伙子正好瞧见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问道。他说话漫不经心，认为对方该能听到。
饭勺叮当作响，但小伙子明白是在问他，所以当即回答说：
“普罗什卡……也就是……普罗科菲·谢苗内奇。”
“拿去。”
“那好吧，可以……”普罗什卡走过来，端起盘子，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琢磨着颌下的硬包，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不算是轻病号。全病房的9个人中只有叶夫列姆绷着绷带，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能要开刀的地方正好也是那个部位。疼得厉害的也只有一个人。再就是那个跟他隔一张chuáng的壮实的哈萨克人，长了个深褐色的痴。至于那个年轻的乌兹别克人，他虽然拄一根拐棍，但也只是稍稍借助点力。其余的人外表根本看不出什么肿瘤，也没什么难看的地方，样子就像健康人。尤其是普罗什卡，他面色红润，仿佛是在休养所，而不是在医院里，此刻他正津津有味地在舔盘子。啃骨者虽然面色有点发灰，但行动却很灵活，说话有点放肆，而见了方糕简直要扑上去似的，因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脑子里曾闪过一个念头：他会不会是装病，来这儿白吃国家的饭，因为在我们国家病人吃饭不用花钱。
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瘀血却压迫着头部，妨碍颈部转动，每小时都在膨胀，然而这里的医院并不计算多少小时：从午晚到晚饭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医生来看过鲁萨诺夫，没有采取任何治疗措施。要知道，东佐娃大夫正是以紧急治疗才把他引诱到这里来的。如此看来，她根本不负责任，玩忽职守。鲁萨诺夫竟相信了她，在这拥挤窒闷、不gān不净的病房里白白làng费宝贵的时间，其实，就该在电话里跟莫斯科方面联系，坐飞机到那里去。
想到自己走错了一步，不该延误了治疗的这种意识，加上肿瘤给他带来的忧愁，使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心如此难受，以致听不得从勺子碰盘子开始的任何声音，看不得这些铁chuáng、劣毯、墙壁、电灯和病号。他觉得自己落进了圈套，直到明晨之前不可能迈出任何决定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