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真够热的了!你知不知道在哪儿可以喝点水?”
“那边，”姑娘把头一摆。
她让他看的是一只木盆或木箱，里面盛满了已经发臭的雨水，还混有变得绿乎乎的泥浆。这时他又一次想到，当初她正是喝了好多这样的水，而现在要他也喝个够。不过，既然她有这样的打算，那岂不是说他还活着?
“这样好了，”他灵机一动，想摆脱她。“你去给我把工地主任叫来。对了，让他顺便为我带双靴子来，否则我怎么走路呢?”
姑娘点了点头，从管子上跳下去，踩着泥水啪啦啪啦走去，还是那么披散着头发，身穿工装裤，足登长筒靴，跟工地上上工的姑娘装束一样。
他渴得实在受不了了，决定就喝这盆里的水。心想，只喝一点点，问题不大。他从管子上下来了，而且不无惊奇地发现，在泥泞的脏水里走一点也不滑。脚下的土地似乎没有根基，周围的一切也都虚无缥缈，远处什么也看不见。他本可以就这么往前走，但忽然大吃一惊：一张重要的纸丢了。他立刻把所有的口袋都掏了一遍，但比手的动作更快的是，他马上意识到，那张纸的确丢了。
他当即吓慌了神儿，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东西是不能让一般人看到的。否则，对他来说，会范起很大麻烦。他立刻意识到是在从管道里往外钻的时候丢失的。他急忙往回走。但找不到那个地方。他完全不认得那地方了。任何管子也没有。倒是有不少工人来来往往。这就更糟，因为有可能被他们捡去!
工人们都是他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穿电焊工帆布上衣。肩上有护片的小伙子停下来望着他。他为什么那样瞧呢?莫非他捡到了?
“喂，小伙子，你没有火柴吗?”鲁萨诺夫问道。
“你又不抽烟，”电焊工答道。
(他们全知道!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我要火柴有别的用处。”
“有什么别的用处?”电焊工注视着他。
的确，他回答得多么愚蠢!这属于破坏分子的那种典型的回答。他们会把他拘留起来，在这一期间还会找到那张纸。而他之所以要火柴，原来就是为了把那张纸烧掉。
小伙子愈来愈走近他，鲁萨诺夫预感到不妙，慌了手脚。小伙子直盯着鲁萨诺夫的眼睛，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
“叶利昌斯卡妞似乎是有意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我，根据这一点我断定她知道自己有罪，并且在等着被捕。”
鲁萨诺夫浑身发抖：
“您怎么知道的?”
(他只是这样问罢了，其实心里明白，这小伙子刚刚看过他的那张纸：刚才那句话同纸上一字不差!)
但是电焊工什么也没有回答，径自走了。鲁萨诺夫十分焦急!很显然，他的告密信就在这儿附近，应当尽快找到它，尽快!
他似乎是在一些墙垣之间闯来闯去，拐来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两条腿跟不上，腿动得太慢了，真是毫无办法!但总算看到一张纸!他立刻想到，这准是它。他想向它跑过去，可是两腿却动也不动。于是他趴下来，主要靠胳膊推动身体向那张纸爬去。但愿别被别人先抢去!但愿别人别跑在前头，别被别人抢走了!快了，快到了……终于，他抓住了那张纸!是它!!可是手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连撕掉它的力气都没有，他肚皮贴在地上休息一会儿，而那张纸就压在身下。
这时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决定头也不回，不放开身下的那张纸。可是推他推得很轻柔，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在推。这时鲁萨诺夫猜到了，正是叶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请告诉我，我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她声音柔和地问道，想必是俯身紧贴着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里去了?”
“她呆在一个好地方，叶连娜·费奥多罗夫娜，您放心好了!”鲁萨诺夫回答说，但头并没转向她。
“究竟在哪儿呢?”
“在儿童收容所。”
“在哪个儿童收容所?”她并不是审问他，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十分忧郁的。
“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确想告诉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不是他亲自送去的，况且从那儿又有可能转送到别处去。
“是不是还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后提问，声音听起来可说是温柔的。
“不是，”鲁萨诺夫流露出同情。“有过那种规定：必须换一个姓。与我毫无关系，是那样规定的。”
他躺在那儿回想，当初他对叶利昌斯基夫妇甚至可说是有过好感。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冤仇。如果说他不得不告那老头儿的密，纯粹是由于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样做，因为叶利昌斯基碍丘赫年科的事。老头入狱以后，鲁萨诺夫出于真心照顾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叶利昌斯卡妞意识到自己即将被捕的时候，她把女儿托付给鲁萨诺夫了。至于后来怎么会弄得他还写了告发她的信，他记不起来了。
现在，他从地上回过头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儿，连影子也没有(她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可就在这时，他的脖子，右侧里面，感到qiáng烈的刺痛。于是，他把头放平，继续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从来没这么疲劳过!浑身酸痛。
他好像躺在煤矿的一条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发现身旁地上有一架电话，上面洒了一些无烟煤的碎屑。这可使他极为惊讶——这里怎么会有市内的电话机?莫非它真的能与城里挂通?要是这样，就可以打电话叫人给他送点喝的来了。当然，来人把他送到医院里去就更好。
他摘下听筒，可是听到的不是拨号音，而是既慡朗又gān脆的声音：
“是鲁萨诺夫同志吗?”
“是，我就是，”鲁萨诺夫马上振作了起来(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觉到，这声音来自上面，而不是下边)。
“请到最高法院来一趟。”
“最高法院?是!马上就来!好的!”他已准备把听筒搁好，突然想起来了：“对不起，是到哪个最高法院——旧的还是新的?”
“新的，”对方冷冷地回答。“快点来。’宁是电话挂断了。
他想起了有关法院人事更动的一切!骂自己不该主动拿起了听筒。马图列维奇不见了……克洛波夫不见了…还有贝利亚也不见了!唉，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来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的，但因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来。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点，又趴倒了，像一只尚未学会走路的牛犊。诚然，他们没给他规定具体的时间，但是说了“快点来”!他终于扶住坑道壁，站了起来。就这样，他迈着虚弱无力的两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终扶着坑道壁。不知为什么脖子右侧又疼了起来。
他一边走一边想：难道真的要审判我?难道会这么残酷无情：事隔那么多年还要审判我?唉，这次法院的大换班!不会有什么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