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家人，亲情(4)
先是听到我们的现代文学史老师谢志和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了，我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回到学院后有一个老gān部问我：“他吸取教训了没有?”
“你说的是什么教训?”我问。
“反对毛主席啊!”这位老gān部说。
这下我又想起来了，谢志和老师当年被捕的罪名之一，是他私下议论，每天早晨列队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是唯心主义。为此他入狱多年，老gān部还不原谅他。这位老gān部并不是极左派，文革中也受尽磨难，但他心中最敏感的政治界线还是反不反对毛主席。至于谢老师怎么反，他没有记住，也觉得没必要记。他们这一代人，在乎的不是具体案情，而是立场、感情。
接着，我爸爸也平反了。十年灾难的解除，没有使他有更多的快乐。很多朋友来访，他都很冷淡。这一点，与后来很多小说、戏剧描写的劫后重逢的喜悦全然不同。有时，我也依稀听到几句他们之间的对话——
“老余，那次批判会上的发言，是造反派qiáng要我……”
“都过去了。这十年你也不容易……”
我当时惊讶的是，这样来解释的人实在太多。
只有祖母还绕在那个问题上转不出来，那天终于问我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刘少奇、邓小平的?”
爸爸说：“我连一个区长都不认识。”
对于这么一个常识性陷害，整整十年，那么多朋友都沉默着。我终于明白，爸爸为什么能原谅那几个最早高声地要他坦白jiāo代的年轻造反派，却无法原谅那些朋友。朋友应该知情，知情应该发言，在那么长的时间内说几句平静的公道话并没有太大的风险，而对当事人却是救命绳索。此刻灾难过去，他们现在正合力声讨那几个造反派头目，父亲则背过脸，为晚年选择了孤独。
那天家里只有我和祖母在，听到敲门声。迎进来的是一腔安徽口音，两位先生来为我的屈死了十年的叔叔平反。他们高度评价了叔叔，又愤怒批判了他们单位的造反派，希望祖母能够“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我看了一眼祖母，突然发现，她眼里居然涌动着恰似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我一见这个眼光便满脸泪水，此刻祖母已经八十四岁。
老人的嘴唇抖动着，问：“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没有回答。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听说七、八年后还有文化大革命，祖母算了算我爸爸的年龄，便把目光投向了我。
我立即笑着回答她的目光：“放心吧，阿婆，我比爸爸和叔叔都要qiáng硬。”
我知道，对于十年蒙冤的爸爸和三度割脉的叔叔，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但却想以此向眼前这位亲手送走九个儿女的真正qiáng硬的女性，作一种保证。我估计此刻她会嘲笑我。
没想到她轻轻一笑说：“这我早就看出来了。”
“凭什么?”我惊喜莫名。
“凭你生了病一个人离开上海，在没吃没喝的荒山上住那么久。有一股狠劲。”
我笑了：“吃喝还是弄得到，山也不荒。”
祖母和叔叔的骨灰早已移回故乡，与爷爷和其他亲人葬在一起。去年chūn天，我又把他们的坟墓重新修了一次。
站在故乡的青山间我想，直到现在才知道，长辈的亡故不仅仅使我们一次次伤心，而且还会使我们的一段段生命归于混沌。没有问明白的秘密再也问不到了，连自己的各种行为因果，也失去了参证。原以为周围拥挤过无数双可以参证的眼睛，到后来才知道，最后一双往往只属于某个长辈，而且已经闭上。
其实又岂止是参证，长辈的眼睛也是我们人生险径上的最后可以依赖的灯。没有这些灯，当初的路就很难走下去：现在熄灭了，连当初的路和当初的我们，全都沉入黑暗，成了疑问。因此，长辈的亡故，是我们生命的局部沉沦。
我祖母和叔叔的坟墓是余家最近一次大劫难的见证，祖母因长寿，还成了历史转折的苍老刻纹。由此联想到，那个惊心动魄、血泪纵横的历史阶段，大多已化作青山间的万千土堆，不再作声。世间文字，究竟是记录了还是掩盖了那种曾经刻骨铭心，现在却已远去的声音?
说到那场劫难，那么，我所说的长辈，已远不止是亲人。无论在劫难中还是在转折中，我们都曾遇到过一些非亲非故的长者的目光，温暖、慈爱、公正，有时也许受人挑唆，怒目失当，但一旦细睹，却会顷刻柔软，回归人性。正是这种长者的目光，在劫难中留存了依稀的公正，在劫难后分辨着混杂的是非，使时时可能失序的一切变得有序，使处处可能张扬的邪恶受到节制。
这样的目光自然也会让人有些害怕，使他们难于长时间地胡乱整人。因此这些人只能耐心等待，一等几十年，等到所有公正的历史见证人逐一亡故，然后，在失去见证人的天地间递补为“见证人”。摆脱了多年来别人的警惕bī视，他们深感痛快，重新开始点燃早已熄灭的老火。我曾看到一个躲闪了几十年而终于当上了“见证人”的老兄先在报刊上诬陷我，然后又在报刊上教训我：记住，今后要说明历史真相，不要等到老人死了之后。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就是老人死了之后，全成了他们的天下，连历史也要听命于他们的狞笑。
旅行，家人，亲情(5)
逝去的老人确实已经不能为历史作证了，但也绝不会为这些人作证。我相信世间万物都有灵性，真言谎话各有报应。我相信九天之上会有很多长辈的眼睛，大地之间也有很多能够用最朴实的直觉分辨真伪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的祖母，不留名又不识字的祖母，会不会在冥冥中遇到一再称赞过她把我的名字取得很有诗意的车部长和冯岗先生?我更不知道我的叔叔、刚烈的余志士先生，会不会
在青山间与当年的打手们狭路相逢?也许，正是当初qiáng迫叔叔“忏悔”而bī他自杀的打手们几十年后又找到了相反的把柄，会诱骗一二个无知的小喽罗出来喝令叔叔“忏悔”?叔叔当然不去理会，却会忧郁地转过身来，看看尘世间是不是也有这种跨代的孽债。
我仿佛接收到了叔叔的目光，于是告诉他：“安息吧，叔叔，这尘世间真是好多了，你看他们老老少少折腾了我这么久，我还能悠然走笔、信步天涯。”
祖母一定又会称赞我的qiáng硬，这次我可要谦虚了，说：真正该称赞的不是我，是世道人心。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1)
他总是不放弃他的使命感、责任感。走得再远，看得再多，他的定位没有变，他要把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思考与研究的依附点的信念没有变。他似乎对这样一段文明的延脉、这样一个民族的未来，更加充满了肯定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