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之旅”归来他说：“离别之后读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沉重的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一直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
条路，我们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gān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欧洲之行归来，他说：“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它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这样的话语，至少在我这个暂时还没有能力对几大文明进行实际的考察与比较、还没有发言权的人看来，这是一件非常坚决和勇敢的事情。
这是他的世界观使然吧。总是这样，勇敢地面对和接受现实，从不轻言放弃与绝望。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在承认现实的前提下，选择那条积极的路线。就像他看待爱情一样。
曾经有一次，一个很常见的中国现实话题的议论，让我忽生愤懑与决绝，我甚至认为要想以最快的速度改变现状，只有依靠外力。当然国家主权不能丢，但管理层要全部由有过来经验的外方控制，所有规范、准则要对中国人qiáng制执行，要从零开始，qiáng制大家改变骨子里的劣根性。否则要靠“自我改造”，不知又有多少好时光被荒废掉了。现在总说要“接轨”，哪那么容易就接上了。
他笑我，摇头说不对的，我走了这么多国家，“殖民地”的结局就是什么也不是。你看看印度就知道了。
我绝望地说，我不是光指责别人，我知道我自己也是丑陋的中国人。就像我走在澳门、香港的街上，老忘了身处何方，哇啦啦一嘴说不完的话，看见马路上没车就想要过去，倒是周围本地人的安静、乖乖立在红灯下等待的样子，突然就提醒我，我有多么的丑陋，那个时候也一下就把我和当地人划分了开来。
他越发地好笑，说这说明你还算是有点慧根的。
我又开始攻击街上的建筑、城市规划，连带每年一次的chūn节晚会，绝望得不得了，主要是觉得làng费那么些钱，做点什么不好。好像常去国外考察的倒成了我了。
他有时也会很同意我，但没我这么偏激，他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传统，听上去比相对年轻些的我更有感情。比如chūn节晚会，我一听说有人想请他做顾问，就要他把所有那些土人全部赶走，找一些海外归来的艺术家，一些有现代意识的实力派，从灯光、造型、服装，到演出内容、形式全部翻新，要真正能体能现在中国人的艺术水准的。他听得更好笑，说你对晚会的期望值太高了，它只能是一台通俗的普通老百姓要看的晚会，办了十几年，它已经是一个传统，一样习俗了，你不能要求把传统和习俗都彻底推翻。它现在就像是年夜饭里的一道必上的菜，谈不上好吃不好吃，但一定要摆在那里，图个热闹。
可是有多少人投入其中，要花多少钱啊。我说。
我们谈到现在的白领，他对他们倒是充满了信心，认为他们现在能够在日常中领略最现代的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接触到最现代的领域与人才，将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社会的行为、风尚。
我却依然悲观，一是他们人数太少，二是我担心他们一走出写字楼汇入大街上的人流，原先的许多本性就会被迫呈现。像我这样一个自以为蛮有点自律意识、经常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人，还时不时地会没于大环境中浑然不觉，更何况那些必须要在现实中求生存并养活一家老小的人。
他跟我说到一些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文人，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舒适和舒心。脱离了一个文化的母体，人如浮萍，即使是拿到一个国际大奖，也无法彻底改变生活的境遇和jīng神的境遇。他说他在境外遇见一位作家，大家都以为他该chūn风得意忘乎所以，但他不完全开心，一提起祖国大陆眼睛就要红，就想要哭。更有一些完全不愿意了解一下中国国内现状的人，对现在国内发生的变化尤其是经济生活里的变化完全不清楚，人已经很老了，还生活在自己臆造出来的假相里，是很悲哀的。
我说这些事我也听到过一些，我很替他们伤感的。我的一位女友是出版社编辑，手里有一部某著名作家前妻的小说稿，就是写他们在海外的生活境况，其中也写到他们婚姻的失败，写到那位作家与别人国家的主流社会完全不相融的事实，还有他们的孩子在西方社会里的迷失。她讲给我听，我听得都有些难过，老么喀嚓眼的，还要搞那样的自我改造与自我折磨，真正是一团糟啊。我曾鼓动女友gān脆把书做成纪实性的，再打上那位作家曾经创作过的几部小说名，做成中国流落海外的文人心态史、jīng神游历什么的，保管畅销。但是我的女友很有职业操守，作家和作家的前妻都是她的朋友，她不能伤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以还愿意把书做成一般的小说，情愿它淹没在嘈杂的书市里无人问津。
他还是积极的悲观主义(2)
我说我只是可惜了那小说后面的文化背景。
不过我一狠心又会想，一些人留在这里，到头也可能就堕落成无所事事靠国家养着的无聊文人，装模做样的，还动辄内耗生事，还不如把他扔到国外去自食其力，好歹也算是有事可做。
在余秋雨还在走着“千禧之旅”时，本土突然刮起一股“倒余”风，当时我和“博物馆”剧组的人甚至想要往南亚那边打电话，表示我们的声援，只是无法联络他才作罢。那时也不知马兰电话，后来从《千年一叹》里看到，凤凰台安排马兰中途前往南亚与余老师相聚，分手时马兰哭得很厉害，我想她的眼泪里肯定有独守在国内目睹丈夫被流言飞语围攻的委屈和疼心。
几个月后余秋雨随车队刚进入国内，马上有记者各种各样的追问包围住他。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对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他说。
多么难过和失望的感觉。
但他还不轻言对整体的绝望，依然兴致勃勃地念叨：“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
我看他在2002年期间的一些“就名誉权官司答记者问”，其中的一次回答被命名为“此心落寞”，让我又替他有些难过。他终于也要打官司了，让我想到很多年以前他说的他有多么羡慕我这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的将来是一片明亮与希望。有时我会觉得他说的希望并非晚生了十几年的希望，但这次，我又突然替他悲哀起来，哀叹他生不逢时，哀叹他曾经生活过的时代，哀叹他有过的那些同时代人。一些人完全被牺牲掉了，却因缺乏应有的自省与革命能力，毫不自知，依然在有意无意地眷恋着旧有的时代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