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有相当数量的有志青年去日本探索救国之道。中日两国完全撕破脸皮，血海深仇的局面是从“二十一条”日本要灭亡中国开始。中国一看，同种同文的日本人比大鼻子蓝眼睛还要狠，这才跟它正式闹掰。日本欲置中国于死地的种种做法是其政治家的短视。
同盟会横空出世
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也就是今天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的直系祖先。同盟会成立后，推举孙中山为总理，总理不是政府的职务，而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总裁，等蒋介石去世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最高领袖改称主席。所以国民党一说先总理肯定就是孙中山，先总裁肯定就是蒋介石。主席就多了，从蒋经国到李登辉、连战、吴伯雄、马英九。
同盟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民报》为机关刊物。这标志着中国成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孙中山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国歌头几句就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民族主义。鞑虏指的是清朝，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虽然没有明确反帝，但推翻清朝的统治，自然也就打击了帝国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最早是朱元璋提出来的，朱元璋在北伐的布告里说：“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也是16个字。孙中山把前八个字基本照搬，后两句给改了，水平就高了。
“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推翻了清朝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共和国!绝不能让帝制在中国大地上再次出现，这个共和国叫“中华民国”。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国最多的老百姓是农民，民生问题首先就要解决农民生计问题，让他们有土地可种。所以三民主义主张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给地主的土地定价，比如1亩地10块大洋，100亩地就是1000块大洋。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房地产增值，土地值钱了，1亩地涨到了100块大洋，你卖100亩地应该是10000块大洋，但是自己只能得1000块，9000块归国家。国家拿了钱买地，然后分给农民。孙中山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国家不用花钱，地主能够保本，农民能够分到土地，是三全其美的事。
可地价是市场说了算，凭什么1亩地能卖100块我落10块?这个地我可以不卖，或者是我可以通过各种手段给你搅huáng了。比如我想卖房，我的房是单位的房改房，当初花了2万块钱买的，70平方米，现在是1平方米1万，我应该卖70万，但是单位说了，我有优先权，我给你50万，你不能卖给别人。那我出租，一个月2000块，多租几年不就回来了?只要以私有的形式存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不了。
孙中山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接受了科学的训练，以欧美学说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使它系统化、具体化。孙中山在《同盟会宣言》中说明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分为军政、训政、宪政(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时期。军政是破坏时期，注重民族革命;训政是过渡时期，建设自治，促进民权，注重政治革命;宪政建设之首在民生，注重社会革命，三种革命代替欧美社会演进的三种过程。
孙中山认为，欧美社会演进分为三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者代表欧美社会的三种演进过程。
刘郎死去霸图空
跟资产阶级改良派一个劲给皇帝上书，要求变法不同，革命党人直接武装反抗。康有为说的那些东西在今天一看似乎都很有道理，当时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康有为认为当时中国人文化程度低，如果照搬西方民主那一套就打起来了。可印度文盲比中国多多了，从1947年独立到现在12次全国大选，没有一次乱套。民主与文化程度的关系并非如康有为说的那般简单对应。革命的理念已经在很多人心里生根，特别是在留学生中。各地大小起事不断。
建立同盟会
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革命家吴禄贞，回国后在湖北的新军中服役。利用职务之便，他在陆军中安插了几位同志，在士兵中搞宣传鼓动工作。他和几位向往革命的朋友在湖北省各地方的学校里举行集会，宣传革命，并散发激进的刊物和传单。他们组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组织，取名为科学补习所，冒充学术团体。他们收到消息，huáng兴计划在1904年秋发动起义，于是他们就在湖北作了安排以配合huáng兴在湖南的行动。这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时在湖南的六个城市起事，还希望能在湖北、四川、江西、南京和上海得到响应。起义的时间定在慈禧太后的70岁生日，即1904年11月16日。但清廷的耳目侦破了这一密谋，迅即予以扑灭。
新军全称“新建陆军”，是清朝政府于甲午战争之后编练的新式陆军。这支军队的特色是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是清朝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正规军。
1906年12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刘道一，字炳生，号锄非。湖南衡山人，1884年出生，早年曾就读于湘潭美国教会学校，通晓英语，后随兄刘揆一参加革命。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事。起事失败，流亡日本，与秋瑾等在东京组织十人团。次年加入同盟会，任书记、gān事。1906年，刘道一领导发动萍浏醴起义，义军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江西省的萍乡、湖南省的浏阳、醴陵等地区。此次起义一度达到上万人的规模，但还是被清军镇压了下去。1906年12月，起义失败，刘道一在长沙被捕。审讯的时候，刘怒斥说：“士可杀而不可rǔ，死则死尔。”12月31日，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刘道一所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它的影响力虽然不能与武昌起义相比，但是，正是十数次反清起义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后来的燎原全国之势!当时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和huáng兴都很重视这次起义，对刘道一的英勇就义，感到惋惜和悲痛!纷纷写挽诗悼念刘道一。孙中山写的七律云：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
几时痛饮huáng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看来，革命领袖孙中山除了极具政治韬略外，文采也是极佳的。这首诗算得上是孙中山诗作之中的上品，可惜流传不广，也许因为这只是一首挽诗的缘故。诗的一开头就气势不凡：“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有一种气吞山河之势，英雄壮志未酬之憾。紧接着的两句：“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对于顿失战友的惋惜之情，跃然纸上。最为点睛的是五六句：“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把挽诗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对仗之工整，寓意之深远，堪称挽诗中的绝句!最后两句更是写得异军突起，壮志凌云：“几时痛饮huáng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以岳武穆的豪情自勉，“直捣huáng龙，与诸君痛饮耳”。孙中山誓要推翻腐朽的清朝，实现烈士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