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还有些温州企业不敢在自己的产品上标注温州字样。为了重塑温州人的形象，2001年3月，我们奥康做出了一个令同行们震惊的举措：当年的3月15日，奥康毅然高举起“温州制造”的大旗，把专卖店直接开到号称“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路上。
一个不足七十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高达一百六十多万元。其中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因为仅仅就在十年前，也就是在同样这条街上，许多商家竞相打出“此店无温州货”的牌子，以免惹祸上身。其实，我们敢迈出这一步，靠的是实力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进驻上海市场不久，就以jīng美的制作和新颖的款式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就在当年5月初，在上海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招标采购中，上海市公安局面向社会公开定购五万双警鞋的项目，我们奥康皮鞋就一举中标。
现在，品牌延伸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不少大企业在一个行业做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借助原有品牌的优势，向一个新行业延伸。在温州也出现了这样的苗头，有的原本做皮鞋的企业，却又做起了服装。在这股品牌延伸的热风一度蔓延的时候，我们没有盲目跟风，奥康走的是多品牌经营的道路，因为我们希望专心致志做好自己的皮鞋。2001年，我们成功推出了康龙休闲鞋，接下来，美丽佳人时尚女鞋、GEOX呼吸鞋、红火鸟等品牌相继被推出，奥康开始以立体式的品牌战略抢占各个细分市场的市场份额。
◆破坏性管理变革
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很多内部管理问题也随之而来。在奥康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也就是“三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1995年打破家族式管理。当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整天都陷于处理家族管理者引发的繁琐纠纷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消防员”，根本无暇顾及企业发展。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促使我下定决心，要破除家族企业的管理弊端。
一件事情发生在公司内部，当时一位负责销售的长辈看到市场上老太太的鞋好卖，不容我分辩，执意生产了一大批老太太穿的棉鞋，价钱也很便宜。虽然这批鞋卖得很火，但是从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一提起奥康就会说：“奥康啊，我知道，不就是专卖老太太鞋的那个牌子吗?”对于一个希望塑造一流品牌形象的企业来说，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我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慢慢扭转了不利的局面。
之后不久，另外一件令温州业界震惊的事情又发生了。温州一家知名的制鞋企业突然倒闭了，而它曾经是温州最大的制鞋企业。我记得这家企业倒闭两年前，我还和那位老总讨论过家族企业的问题。因为他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女婿是副总经理，夫人是财务经理，一旦出现问题，我觉得也很难处理。那位老总当时哈哈一笑，“大家都是一家人，难道还真打起来不成?”结果，儿子和女婿谁也不服谁，还真打了起来，管理混乱得一塌糊涂，企业就迅速走向了衰败。
一番震动之后，我下了狠心，企业用人，要用最能的，不用最亲的。
而且如果家族里的人全部都是A型血，那不管怎么样繁殖都是A型血;只有从外面再找一个B型血，才能够产生AB型血。做企业就是这个道理，新的员工会带来新的思路。如果永远局限在自己的小家族里，就看不到外面广阔的天地，企业只会越做越小。
家族管理变革后，公司的管理更加开放了，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人才，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后在2002年，公司又进行了第二次变革，通过建立完整的规章制度体系，使公司的管理更加规范，运营也更加稳定和安全。到了2006年，公司进入第三次变革期，对集团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革，集团的管控模式实现了由操作管理向战略管理的转变，qiáng化了集团公司规划、监控和服务的职能，对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奠定了基础。
第07章 张贤亮：我用文化经营荒凉
【张贤亮小传】
作为作家的张贤亮颇具历史符号意义。在文艺复兴一般火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作品常常引起广泛争论，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
而九十年代以后，他下海经商，做得风生水起，担任政协委员参政议政，也驾轻就熟、颇有建树。他是一个具有作家的灵魂，却兼有思想者的理性和行动者的意志力，全面参与和见证时代变迁的少数人。
张贤亮祖籍江苏盱眙，1936年12月生于南京一个资本家的家庭里，父亲曾在哈佛商学院读书。张贤亮曾在重庆、上海、南京、北京读小学及中学。高中毕业后，自愿前往甘肃贺兰的农村担任基层工作，次年调到甘肃省gān部文化学校当教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张贤亮开始文学创作，1957年因在《延河》文学杂志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宁夏劳改农场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改造了二十年，1977年才获得彻底平反。那年，他调任《朔方》杂志编辑，开始重新写作，相继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些小说相当一部分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他的作品感情深沉、富于哲理、文笔俊逸，因为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引起过广泛的争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贤亮担任宁夏文联主席。当时，张军钊在宁夏拍摄电影《一个和八个》，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张贤亮让文联gān部领着张军钊到了具备荒凉感的镇北堡，张军钊一眼相中。巧合的是，张艺谋是该片的摄影师，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这为后来在镇北堡拍摄《红高粱》埋下了伏笔。由于《一个和八个》被禁映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部正式放映的“镇北堡电影”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牧马人》。到了九十年代，共有五部电影在镇北堡拍摄。这引起了银川市政府的注意，于是镇北堡多了一块牌子，叫做“文物保护单位”，来这里拍电影是要收费的。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大办商业的热cháo，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一样要办第三产业，身为宁夏文联主席的张贤亮自然“挺身而出”，响应了这一cháo流。一开始他可能抱着作家“深入生活”的想法，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开始欲罢不能，后来他成了镇北堡西部影城的董事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励jīng图治，终于将西部影城建成了“有形资产数千万、无形资产超一亿”的旅游风景区。
据说，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张贤亮事实上也没有远离文学，依然喜欢写作，但不再有qiáng烈的发表欲望。他依然思考信仰问题，关心国计民生，也依然推崇他在劳改时曾熟读的《资本论》。作为文化人转换而来的企业家，张贤亮对事物常常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反对人们迷信那些成功者的速成教材或者别人的成功经验，认为没有一个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真正有启示的，是高境界的、根本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