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经商和做任何事一样,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2008年,张贤亮推出了新书《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向改革开放致敬,与读者分享他十多年来的商路心声,引起各方关注。书中还记录了他当政协委员时候的一些提案,其中有一条是“要对拖欠农民工和员工工资的用人单位及雇主制定惩罚性的条款”。
◆关于“下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作为“文人下海”的典型被媒体广泛报道,一晃过去了十四年,“逝者如斯夫”!开始我只有七十九万元资本,如今镇北堡西部影城的有形资产近两个亿。荒凉中无人问津的古堡废墟,早已变成宁夏首府银川市第一个“国家AAAA级景区”,有“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赞誉,这里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金jī百花电影节,更是来宁夏的外地旅客必到之处,年接待游客量近四十万人次,门票收入上千万元,宁夏党政领导和老百姓公认西部影城是“宁夏之宝”,品牌的无形资产要大于有形资产数十倍。
作为一个作家,—F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几年我虽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的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二十一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虽然近些年我在文学上似乎止步不前,但至少我为社会提供了两百多个就业机会,给镇北堡西部影城周边农民每年提供五万个工作日。原来举目荒凉的地方被我带动成为繁荣的小镇,附近数千人靠我吃饭,这总使我感到自豪。
九十年代初“下海”的文人不少,后来大多纷纷爬上了岸,作家中大概只有我还在经营企业。回首创业初期一路颠簸至今,有艰辛也有欣慰。
◆发现镇北堡
镇北堡是明清两朝在西北地区修建的两百多座边防兵营中的一座。我发现它是在1962年chūn我第一次劳改释放当农业工人去赶集的时候,正如我在小说《绿化树》中写的,它“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沙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这里所说的山即贺兰山。
那时,镇北堡方圆数十里是一望无际的荒滩。没有树,没有电线杆,没有路,没有房屋,没有庄稼。我走了大约三十里路,眼前一亮,两座土筑的城堡废墟突兀地矗立在我面前。土筑的城墙和荒原同样是huáng色的,但因它上面没长草,虽然墙面凹凸不平却显得异常光滑,就像沐浴后从这片荒原中冒出地面似的,在温暖的冬日阳光下显得金碧辉煌。镇北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美的震撼,它显现出huáng土地的生命力,一种衰而不败、破而不残的雄伟气势。原来作为军事要塞的镇北堡内,所有建筑物都被附近老百姓拆得一gān二净,连城门dòng的砖也拆得一块不剩。里面随意地搭建了一些简陋的羊圈。但我还是发现了它有一种银幕上的审美价值,在小说《绿化树》中我就写了它让我联想到好莱坞拍摄的以中东为背景的影片。
1980年,我平反后被分配到宁夏文联,正值广西电影厂的导演张军钊要拍根据郭小川长诗改编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摄制组以陕北采景一路跋涉到宁夏,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到银川,他们请宁夏文联的gān部协助他们找。我就把镇北堡介绍给文联gān部,叫人领摄制组去看。《一个和八个》是镇北堡拍摄的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后来被电影评论家评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作,是所谓新时期电影的经典之一,而张艺谋当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摄影师。自此以后,大导演谢晋接踵而至,拍了根据我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后来又根据我的小说《邢老汉与狗的故事》拍摄了《老人与狗》。《老人与狗》是着名艺术家谢添的绝响,而《牧马人》的观众人次至今还未被突破。张艺谋后来又在这里拍摄了他的成名作《红高梁》,还有陈凯歌来拍了《边走边唱》,滕文骥来拍了电影《huáng河谣》。由于我的介绍,镇北堡逐渐有了影视城的雏形。这座古堡的废墟因为被我发现而改变了命运,这是镇北堡的机遇。
◆创建西部影城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众所周知,“讲话”发表后全中国掀起了经商热cháo,宁夏文联也和其他党政机关团体一样忙着办“经济实体”。我认为作家要深入市场经济生活,最好的方式无过于亲自操办一个企业,就趁着这个cháo流“下海”,创办了“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镇北堡,称为“镇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说,市场经济的大cháo是第二个机遇,改变了我的命运。然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个人的市场经济思想准备和在青少年时期读了些书,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在长达二十二年的劳改期间,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着作,是不允许读书的。但读书成了我的习惯,尽管环境恶劣,稍有闲暇总要捧本书看。马克思的《资本论》就一直陪伴我渡过那段艰辛的日子。这部巨着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给资本主义平反”险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国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我还是有一定前瞻性的(关于我对中国的认识请参考我的文学性政论散文《小说中国》)。创办和经营镇北堡西部影城,贯穿了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
刚开始,作为宁夏文联的主席,我是拿自己着作的外国译本的版税存单向银行贷款“下海”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在产权关系上还算是宁夏文联的“三产”。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文件指示所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必须和下属的“三产”脱钩。这一“脱”,就把“责权利”全压到我头上。当时,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阶段,不见丝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担风险也还有办法“解套”,但我还是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既然要“深人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脱钩”以后,由于“责权利”分明,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就调动起我办企业的动力,也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铺平了道路。
◆“管”就是“通”
我是这样解释“管”的:“管”的原意是指一种中空的可以chuī奏的乐器,所以“管”最重要的是“通”,中间不通,管子就成了棍子。“管理”的要义就在于上下要通、左右要通、里外要通。管理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明白白地告诉员工,开诚布公,员工也能与管理者jiāo流,提出建议或申诉。
首先我明确了劳资关系。今天来讲明确劳资关系似乎多余,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民间经济刚起步时确有必要,尤其在经济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最大的毛病就是“产权虚置”,名义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业的主人,实际上工人对企业毫无支配权,名义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懒散又无责任心。我首先对我的工人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