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对于改革，上边斗争很激烈，到了下边，顶的也是当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传达传达“红头文件”，响亮地喊几句口号，散会后原来在gān什么还gān什么。过去怎么gān现在仍是怎么gān。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才不摸呢，因为他就没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号喊得也最响。他们左右观看，生怕一步迈大了，走快了，闪了腰，失了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决心书”，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很大。不要说给我自己，连给我同事、家庭和亲友、朋友们都带来了压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有“神经病”。
在“答辩会”没召开之前，我还得按时间的顺序，记叙一下，我为了出席那个盛况空前、严肃无比的“答辩会”，避免仓促上阵，我得做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厂长刘广义。看看他的态度，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那样想，我在拆他的台，抢他的饭碗，同他过不去。
他下了火车，被前簇后拥送往家中，要汇报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我马胜利的近来的“活动”，我的那张“决心书”，别人怎么汇报的，我管不着，当然我会想象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厂长信得过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事人，我会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缄其口，被动挨打。得先“验明正身”，说明我要承包”的缘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马胜利》的书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马胜利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走进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点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
刚才还火火bàobào的场面，顿然由于马胜利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应当坦率地承认，马胜利对自己能否获准承包心有疑虑。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不是共产党员却要当厂长，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这在某些人看来的确荒唐。
他必须得到A的支持。
马胜利将承包的想法告诉A，然后，解释说：“承包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说是‘大字报’，才没签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签上你的名字，就不至于惹出这么‘大麻烦’了……”
A回答得非常gān脆一“包!咱们两个人包!”改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迎着1984年chūn天的太阳…—我坦率地说，厂长的这个态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令我惊异，也令我兴奋。此时，我想的不多，只想全厂团结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没有第二个心眼。如果说对他的这种态度有所怀疑，也在刹那中闪过去了。
◆我的答辩会
有人后来问，我在1984年4月14日这天，是以怎样的心情走上“答辩”台的?是慌悚、畏惧，还是胸有成竹、潇洒走上去的?
我说我当时没带镜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副尊容，实话实说，既不感到紧张畏惧，也不认为信心十足，是个赢家。尽管后来人们说这是改变工厂命运的一天，可我当时的心里想得简单得很，只要把我的潜力释放出来，给我们的改革事业做出点什么，如此而已。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这样一组镜头，领导为我“出山”，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会”，我现在简明扼要地道出这些，也许可以让忙碌的现代人了解过往，增加一点趣事。
王立新在报告文学《旋转的世界》中，详细地记述了“答辩会”的那个场面——石家庄造纸厂近两千双眼睛，紧盯着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那里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职工心cháo亦不能平静，思绪的流云早就飞到长条桌旁，哪怕一声轻咳，一声木椅的碰撞，一声轻轻的呷茶，都会引起心灵上的同频共振。连存车处的妇女们，也都翘望着二楼上下的台阶，捕捉着出来的每一个人神情的变化，哪怕一霎锁眉，一个举步，一束目光，都会引起莫大的关注和揣测……全厂一百多双眼睛停止了转动。
马胜利随着人流走进会议室，连同行的与会者也禁不住停住脚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头戴威风凛凛的前进帽，下颌微扬，目光平视，透出激动、亢奋和自信，浑身抖着jīng神，连步履都是快节奏的，一团火，一阵风，他右臂腋下夹着个暗huáng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参加答辩会，而是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那神态似在宣告“我注定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这历史天平中的位置，穿过重环的势力圈，径直来到第七届领导班子成员对面的空木椅上，从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抛在长长的桌面上。
白杨树上悬串的空弹皮铁钟，也在“当当”地沉重轰鸣……这一阵钟声，似提醒了那位鬓发披霜的B党总支书记，厂长前月去广州出差，当然他便是独尚独尊了。他轻咳一声，沙哑的喉咙传送带，送出慢吞吞的声音，目光斜she，并不屑于看马胜利一眼，而面对众人，颇为傲慢：“今天的会不准备解决什么问题。马胜利要求承包造纸厂，看他怎么个承包法!”一阵威胁性的表白之后，这才缓缓移动目光，落在马胜利的脸上，挑战性地“点拨”：“马胜利，你不是有好多话要说吗?今天我们洗耳恭听!”
马胜利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先是chuīchuī桌面上的灰尘，冷静地从卷宗袋中取出一厚本材料，语气平和地发言：“现在，我先说说石家庄造纸厂的历史、生产能力、工程设备、技术人员队伍和市场需求情况……”
谁也未曾想到他竟以如此平静的口吻，开始扣人心弦地答辩。他滔滔不绝，有根有据，有定额有数字，翔实犀利，一直讲了两个小时，那本厚材料才下去不到五分之一，他不时施以手势，制造点小小的幽默，逗得大多数人发出慡朗的笑声。空气不再沉闷了，每个人的目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得意的，惊诧了;担心的，轻松了;坚信的，坦然了。
马胜利轰动了。
这本厚厚的“论文”，便是他沉默和失踪期的杰作，直到现在人们才揭开这个秘密。他跟工程师们谈，跟车间主任和科长们谈，跟有经验的老工人谈，静悄悄地进行着调查研究，经过头脑的反馈，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战斗檄文，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改革宣言!
中间休息，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从后排拥到前排，拥到马胜利身边，睁大眼睛，端详这厚厚的“论文”。问：“你还能讲多长时间?”
“三天都可以，经济、效益、利润，绝不走题!不是有人说我一脑袋糨糊吗?有个脑袋就想当厂长吗?我就是要当，要承包，这就是金钱都买不来的材料!”
C副厂长惶恐不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马胜利绝非“一拍脑门”的“胡思乱想”。那位B党总支书记也身不由己地凑过来，伸手欲拿厚厚的“论文”看个究竟，不料，马胜利慢悠悠地竟又将“论文”装回卷宗袋，微微一笑说：“现在是给你们汇报，还不是让你们看的时候，讲完后一并上jiāo让你们看个够!不过，你就是把它背下来，也学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