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汇报者不言语了，市委书记把毛笔放下：“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首先，行政也有系统，政府不能直接管你的公司。我们管各部委局，各部委局管对口的公司，如果我们直接对你们发表意见，中间层面有意见，管理就乱套了;第二，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系统需要正常运作。你们要晓得，袁陶仁那么qiáng硬，北京是有关系的呀。以后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和我的秘书唐火照联络，但是不要在公开场合会面，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办公室。这位曾任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红色秀才明确表态：支持基层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秦书记慡快的表态，让我又看到了股改的希望。
第二天下午，秦副书记亲自出马去特发公司，做袁陶仁的思想疏通工作。到这份上，袁总只有顺水推舟了，万科由此完成了最为艰险的股权改造工作。
第15章 冯仑：“92派”的野蛮成长
【冯仑小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中国的改革史上，这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南巡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
同样是受南巡讲话的影响，在政府的中低层官员中出现了一个下海经商热，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冯仑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生于1959年的陕西西安人冯仑，是中央党校法学硕士，在国家体改委任过职，1992年5月，冯仑决定到海南去碰碰运气。他通过关系，用数万元“换”来了一家信托公司五百万元的投资，然后扛着“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兴冲冲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时的海南，用冯仑的话说，“已经热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区开发政策的影响，海南一直颇受投资商的关注，据称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有十万大学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热làng终于席卷全岛，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产。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价是每平方米一千两百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价已上涨到每平方米三千五百元。炒卖地皮成为最快的bào富手段，冯仑回忆说，一些从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块地，仅凭一纸批文就可以获利上千万元，看得让人心惊胆战。很多楼盘一拿到报建批文就登广告，连地基还没有开始打，价格已经驴打滚一样地翻了几倍，海南重现当年倒车时的疯狂景象。据经济观察家阎卡林的统计，海南省这一年共出让2884公顷的土地，而实际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闲置，被用来囤积炒卖。
冯仑在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均成了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从政府部门辞职出来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汹涌迷乱的海南，他们倒卖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冯仑后来说，“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就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是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这样，然后该求人的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长不了”。一年后，六人就撤离海南，冯仑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离开万通创办了红石房地产公司，他从开发SOHO现代城开始，成为中国地产业的标志人物。
《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评论“92派”说，他们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门待过，有深厚的政府关系，同时又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能力，创立一个行业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这些从体制里出来的人，对“中国”、“国际”等字头仍有相当的好感，这或许能契合他们未了的一种情怀。在他们看来，带中国字头的企业是“局级单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经营，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国第一。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五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一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gān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gān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gān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十六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gān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打过一些jiāo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qiáng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