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鑫生的命运被一个叫童宝根的新华社记者改变。童在采访了步鑫生和他的厂以后，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有独创jīng神的厂长——步鑫生》的内参。谁也没有想到，11月6日，总书记胡耀邦会从成堆的“内参”中挑出这篇报道，写下了一段批示，认为步鑫生的经验可以使广大企业领导gān部从中受到教益。随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考察，步鑫生的事迹得到最高领导层的进一步肯定，很快，全国各大新闻单位闻风而动，“步鑫生热”平地而起。
步鑫生被选中为典型，有很偶然的戏剧性因素，却也似乎有必然性。当时国内通过qiáng有力的行政力量，经济过热现象已被控制，治理整顿接近尾声，重新启动发展的列车，恢复人们的改革热jīng又成了当务之急，在这样的情况下，规模不大的衬衫厂及其有小缺点的经营者便“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脱颖而出成了“学习榜样”。
在一些新闻记者的帮助下，步鑫生很快发明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改革顺口溜”：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经营思路是“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等等。这些朴素而容易背诵的改革格言迅速传遍全国，成为许多企业挂在厂内的标语口号和崇尚的企业jīng神。步鑫生的这些观念对于无数白手起步的民营企业主算得上是一堂最最生动的启蒙课，日后，很多在那个时期创业的企业家都回忆说，正是步鑫生的这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受了市场化商业文化的洗礼。
“步鑫生神话”渐渐生成，他成了一个管理专家、经营大师。通往海盐武原镇的沙石路上车水马龙挤满了前去“参观学习”的人们，当时的步厂长炙手可热，据称，连厅局级gān部要见一下他都很难。
在八十年代初的政治生活氛围中，当一个人被中央指定为典型之后，他就很容易“偶像化”。本来就桀骜不驯、缺乏政治训练的步鑫生很快在热làng中迷失了自己，他像英雄一样地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巡回演讲，在鲜花和掌声中，他开始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太懂的话。而在领导和专家们的谋划下，类似“步鑫生服装生产托拉斯”之类的创意不断产生，很多项目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就得到了批准并得以实施，步鑫生在看似获得别人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事实上却踏入了一连串的经营失误。海盐衬衫总厂到1985年就难以为继，而到了1987年11月，海盐衬衫总厂负债1014. 48万元，亏损268. 84万元，而这个厂的资产总额仅1007. 03万元。资不抵债，实际上已经破产。1988年1月，浙江省一个调查组在职工中做民意测验，96%的职工认为步鑫生不能胜任，1月15日，他被免去厂长职务。
被免职后的步鑫生，如敝屣被弃。他出走浙江，到北京办厂三月，不成，再北漂辽宁盘锦，后来，甚至还去过俄罗斯。很快，他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九十年代以后，在一些新朋旧友的帮助下，他一度有复出迹象，但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必须承认的是，“步鑫生热”在1983年年底到1984年年初的出现，让国内沉闷多时的改革氛围为之一振。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打破“铁饭碗”和“大锅饭”等改革理念一时又成了主旋律。
◆大刀阔斧搞改革
大家一说起我，就会想到海盐县衬衫总厂。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前身，是1956年组织起来的缝纫合作社。直至1975年的二十年间，全厂只有固定资产两万多元，年利润只有五千多元，职工连退休金也领不到。1977年我当上了海盐县衬衫总厂的厂长。那时，我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进行改革，使工厂恢复生机;要么就是倒闭。我自然选择了前者。也许是性格使然，我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待事业，反对循规蹈矩和墨守成规，喜欢敢闯敢gān和创新进取。我勇于挑重担，不怕闲言碎语。
我确立了“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企业宗旨，制订了“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业务方针。我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鲜明地提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对奖金分配坚决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产品经营上，我们坚持创名牌战略，反复qiáng调“靠名牌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谁砸企业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我们将上海作为我们抢占“制高点”的首选城市，作为第一家打进上海市场的制衣企业。我们生产的“双燕牌”名牌衬衣于1980年冲进上海市场，并通过上海这个“制高点”辐she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我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产品看样订货会，视客户为上帝，特地从上海租用了几辆轿车，去上海和杭州等地的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客户。要晓得当时海盐县委县政府才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而我们企业用来接送客户的小轿车有五辆。这五辆小轿车在小小的县城招摇过市，十分显眼。
同样，我们企业也会应邀去外地参加这样的订货会。有一次新疆有关企业邀请我专门参加看样订货，按常规安全得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时间耗不起，我就改乘飞机，来回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所有这些，现在看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却属于“大逆不道”。有些人侧目而视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指责发难。对此，我做了具体分析，搞这些改革，谁高兴谁不高兴，谁赞成谁反对。我心里清楚。我扪心自问，推行改革对国家对集体对职工三方面都有利，而我自己还是原来的步鑫生.我问心无愧，因而不为众多议论指责所动，他人的非议反而更坚定了我改革的决心。我们企业自办了专业消防队，还千方百计办起了上水平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确保职工生产无后顾之忧。我们还别出心裁地实施了一些看似与生产无关的举措。如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组织全国服装企业的第一家具有专业水平的时装表演队。我们去北京举行产品展销期间，时装表演队随展销团同去，并应邀在北京饭店、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专场表演，引起轰动，对企业的服装展销产生了较好的良性作用。
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亮出了自己的决心：大刀阔斧搞改革，呕心沥血抓发展，冒着风险排gān扰，不创一流誓不休。“冒着风险排gān扰”这一句，不是自己信口拈来，更不是危言耸听。试想，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上述改革措施哪项不是违规的“犯上”行为?改革，不冒这个风险行吗?不排除gān扰行吗?
我们的改革引起了上级的关注。《浙江日报》第二版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我进行报道，这篇报道在全省引起了qiáng烈反响。中共浙江省委派出调查组来我厂进行调研，给予充分肯定，并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新华社反映我的“内参”报道后来惊动了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