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5日6点55分，双方签署了一个重要的“备忘录”。
但在与上海感光厂遭遇时，她经历了一个主谈判手最为艰难的时期之一。
当时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张贻寿看到彩色生产线的三千多工人，将一辈子青chūn放在感光行业的激情都要走入历史，十分痛心。
这并不是说，张贻寿是一个“死硬”地坚守“民族工业”的人物。三十年的感光生涯让张贻寿已经清醒地看到，坚守以前的感光道路没有什么出路，他对此毫不讳言。在北京召开的感光行业合资内部讨论会上，面对两个相当具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这位原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都有直率、惊人之语。第一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是不是出卖我们的市场给跨国公司。张贻寿的观点是：“你现在看一看中国市场，富士、柯尼卡、柯达已经占了大部分市场，我们的企业有多少份额，没有合资，市场已经是人家的了。”第二个问题，与跨国公司合资之后，“民族工业”是不是受到伤害。张贻寿的观点是：“感情上的确难以承受，这是一代人的青chūn、梦想，但在当时的体制下，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如果没有自己专业的技术，没有自己独有的东西，硬要叫‘民族工业，也是很牵qiáng的。”所以，在张贻寿的判断里，重要的问题反倒在于：感光企业找谁合资?中方能拿到什么?员工如何安置?答案似乎慢慢清晰起来，惟一能做的是“卖一个好价钱”。这大概能反映这位上海感光厂的总经理，如何面对已经无法回避的感光业合资大谈判。
但即使怀有这样清晰的看法，张贻寿自己还是陷入非常巨大的困惑之中：“上海感光厂的一代辉煌，就在我手上结束掉?”一个管理者，在当年选择进入感光业，可能是意气风发;现在选择放弃，可能是非常沮丧，但这又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局面。“你有什么办法呢?”张贻寿挣扎在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之中。
谈判时，叶莺看到张贻寿一根接一根抽烟，每次看到他，眼睛布满血丝，一天比一天显得苍老。叶莺将心比心，难过、痛苦、同情。“你柯达算老几?你凭什么埋没我一辈子所奉献的事业?”此时，中央协调小组出面做了很多的工作。据说，张贻寿后来到厦门柯达的合资厂任副总后，办公室里挂了一张照片——当时中央协调小组组长吴邦国副总理替他点烟!“别人未必能说动他，而吴邦国曾是上海市市长。”这就是当时的现实。
可上海当时的情形还要复杂一些!当时，柯达全球的老冤家富士策动了反击。“全面合作是一个环形体，一节一节地连起来，我可能剪不开你这个链条，但如果我能攻破你其中一个环节，那你的全面合作就不能成功。”叶莺深知其中厉害。富士集中力量攻上海。上海人心知肚明，富士力什么找他们。上海人有了诱惑，也就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但是，富士的一些做法也引人疑虑。当时，广东省朱森林省长与汕头公元厂的领导访问日本时，要见富士有关方面竟被拒绝。富士对处于困境中的公元厂没有出手相救的事实，在中国人的心中自然有一种难以释怀的痛苦。叶莺显然发动了心理战：对方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方是否有记得过去承诺的习惯?公元厂当年的遭遇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最后谈成，不是中央的压力，而是在谈判过程中建立的信任，最后所有的头头都看明白了，他们没有出路，上海必须接受这一计划。”柯达在上海艰难地赢得了支持。
◆改变历史的“98协议”
但最困难的还在后面。
在1997年早chūn，庞大的“七计划”受到阻击，在海外兵团抢购中国的舆论中，柯达的面目一度像曾经“水淹七军”的可乐那样“狰狞”。“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当年我会见柯达公司的裴学德，请他的柯达公司到中国来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人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中国大量投资，促进了中国的胶片工业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已经在最近对我讲他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再被称为卖国贼了。所以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外国企业，包括柯达公司向中国政府jiāo税的记录比我们的国有企业好得多……我相信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使我们的国有企业办好。”事隔多年后，朱铬基在1999年4月13日纽约美中贸易委员会晚宴上的讲话，实际印证了当年被骂为“卖国贼”的尴尬。
柯达CEO裴学德在罗切斯特也遭到诘问。
柯达怎么能进人中国大投资呢?那个国家不是有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对，听说，法律极不完善……这些关于中国的旧印象，让柯达内部很多人反对裴学德jīng心酝酿的中国计划。
柯达董事会也有不同的声音，因为全行业合资计划承诺在中国的投资，是柯达在海外的最大投资。这么大的投资如果遇到政治风波，怎么办?如何把项目收回?而目前变来变去的谈判结果，似乎正好呼应了反对者的担心。
在柯达的管理层也有一个担忧，如果中国政府不遵守自己关于过渡期保护的承诺，怎么办?在罗切斯特，人高马大的邓凯达异常直率地问道：“我十二亿美元的投资上午签下，如果中国政府下午就让其他人进来，怎么办?”邓凯达所说的其他人实际指的就是老对手富士。邓凯达当时是柯达的首席运营官(COO)，是CEO裴学德的接班人。这并不是说邓凯达对于柯达巨额投资中国怀有保守的看法，而是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签约的前车之鉴，让邓凯达有些不能确信。
叶莺也异常直率地回答：绝不可能!
邓凯达与叶莺为此打赌的一幕，外人看来很像是“好笑的喜剧”，实际上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大问题：这难道真是一场豪赌?
在1997年早chūn，邓小平的去世，叶莺心中自有一份哀伤。十八年并没有抹去当年那份发自心底的激动。她仿佛依旧能感受到当年与邓小平第一次握手时的感觉，一双有力量的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有一分大国领袖非凡的自信……后来，这双手变成朱铬基……叶莺确信这些人物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人物。
叶莺没有退缩。她敏感地意识到，柯达与中国胶卷工业陷入危机的国企合资，是各取所需，但契合当代中国经济变革的核心问题，与朱铬基正在推动的国企改革jīng神相通。国企改革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不得不长期面对的棘手问题，而且并不容易解决。
叶莺完全把握了自己的角色：“做一个桥，间于东西方感情与理智之间，取一个共有的空间，有一个合作的条件。”
对于朱裴握手的全行业合资谈判，越走到深处，谈的实际就是一个“信任”。而要赢得相互的“信任”，就要中美双方共同跨越巨大的差异。
叶莺在合资谈判遭受内外夹击的关键时刻，领悟了这一点。
她着手营造这种“信任”的气氛，她让中方相信柯达对中国投资的战略是真实的，又使柯达高层信任中国鼓励柯达投资项目的承诺是可靠的。全行业合资谈判没有在内外夹击中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