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带他来台湾，日子不太好过。跟他走在街上，嚼槟榔的少年郎 会挤眉弄眼地挨过来说：“嘿!我也不会比他差，跟我去困好不好?”有一 次，一个老乡计程车司机给我们敲竹杠，要两倍的车钱，昭君火大起来，硬 是一毛也不多给。这个老乡当街大声喊叫：“你这个婊子，跟洋鬼子??” 下面的话就不必说啦，你自己想象。
这些还是比较没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就礼貌含蓄多啦!一个初初见 面的人当着番子的面，计算他听不懂，问我说：“嘿，昭君，怎么会去和番 呢?肥水不落外人田，你不宰样吗?”很奇怪哩!人家苏武从北方部落里娶 了一番婆子回来，就没有人这样侮rǔ他，反而少年郎都拍着他的肩膀赞叹： “苏老大，有你的，给你赚到了!光彩光彩。”我问苏武知不知道为什么同 样是与番人结合，他与我境遇如此不同。苏武笑一笑，嘴里露出很多黑dòngdòng ——他在北海牧羊的时候，常常啃毛毯，把牙齿啃坏了。“昭君小妹，”他说， “这你就不明白了。你很有感性，可是缺少dòng悉事态、分析现象的逻辑、理 性。”他得意洋洋地说，一方面，汉民族有种族优越感，所以基本上反对异 族通婚，把汉族纯洁的血液搞混了。另一方面，汉人又有一个观念：女人是 男人的 “财产”——说得好听是“宝贝”，说得不好听是 “肥水”：因为是财 产，所以汉女子和番，是破财、损失;汉男子娶人家进来，是赚了别人的财， 偷了别人的肥水。
“总而言之，”苏武很耐心地对我解释，“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啦!财产就 是东西，东西就是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女性的物化，懂不懂，嗯?”老 实说，昭君实在有听没有懂，而且觉得无所谓。物化就物化嘛，女人是男人 的财产有什么不好?可是，问题又来了。
去年昭君生了一个娃娃，还是男的哩!白白胖胖，眼睛又圆又亮，可 爱得叫人心都化了。昭君和番子爸爸商量之后，欢天喜地地去给娃娃申请一 个国籍。那个判官说：“不行。根据台湾有关法律，这娃儿不能做中国人。” “为什么?”“因为他爸爸不是中国人。”“可是他妈妈是呀!”昭君很紧张地 说，而且赶快给他看我的黑头发、单眼皮。
“我知道妈妈是呀，”判官不耐烦了，“可是妈妈不算数。”苏武也抱着他 的儿子在申报 (他的儿子又gān又瘦，丑得很，真的!)没几分钟就出来了， 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护照，“傻瓜，”他说，“你若是在‘父’那一栏写个‘不 详’，你儿子就可以作中国人了。”如此这般，昭君本来想把儿子奉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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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承认他是中国人，我只好把他奉献给日尔曼族，让他去统一德国了。
可是昭君心里难免有点怨恨：为什么中国男人的孩子都是中国人，中 国女人的孩子却不算数?这样的法律又泄漏了什么心态?赶快去找苏武。
“很简单嘛!”苏大哥雄赳赳、气昂昂地说，“女人只是半个人嘛!你没 想过，为什么女人向银行开户、贷款、为人担保，买卖房屋什么的，自己签 章都不能算数，必须要有丈夫的签字才算?一样的道理嘛!你怎么到现在还 不明白?”离开苏家的路上，昭君一直在想：好吧!中国人不承认、不接受 我的孩子做中国人，因为我只是个女人，只是妈妈，那没什么关系，做日尔 曼人也不错啦!可是，可是，万一我和番子爸爸离婚，孩子归谁呢?他们父 子两人都是外籍，如果有了争执，台湾的法律能用到他们头上吗?如果不能， 那我这个做妈妈的，岂不要失去一切的权利? “你省省吧!”番子爸爸满面 讥笑地说，“如果我们开始争孩子监护权，你还是远离台湾法庭，到德国去 争吧!日尔曼人相信孩子是应该跟着母亲的。你以为台湾的法律会把孩子判 给你?你忘了你是个女人，半个人啊!呸!”吴大人，我相信您平常一定不 曾想过这些问题，您自己的女儿大概并未和昭君一样和番而去。舆论界也不 曾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上和番的女子毕竟极少。可是，您得承认咱们大 汉民族这个堂堂法律实在不怎么公道，是不是?您听过“赛珍珠基金会”吧? 他们收容了许多越战期间混血的孤儿，中国的妈妈无力抚养他们，番族的爸 爸又根本不要他们，大汉民族的台湾社会称他们为 “杂种”;这些孩子生在 台湾、长在台湾，咱们的法律却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因为“妈妈”不算数， 所以他们是 “无国籍人士”!您不觉得这样的法律可恶、可厌吗?昭君的娃 娃做不做中国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啦，只是老是被大汉同胞看作一桶“肥水”、 被大汉法律当做半个人来处理，心里实在有点难过。您能不能和礼宾司司长 商量商量，把这个落伍的法律改一改?王昭君叩首
孩子你慢慢来
“阿婆，我要这一束!”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支桃红色的玫 瑰从桶里取出，jiāo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 颗稀疏的牙齿。
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 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 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那，这么憨馒!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 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gān真多，让伊慢慢来。”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 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 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 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衣索匹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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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 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 用他五岁的手指。
※※※ “
王爱莲，补习费呢?”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 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 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 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 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bào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 着你。
“上来!”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 天，她连袜子都没穿。
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