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不能去重庆。回到了那里，一幕家庭的悲剧便很可能发生，人命的牺牲是明于观火的。他决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牺牲别人的性命，而且还可能牺牲年已耄耄的老父老母的性命。
“啊，父母哟!父母哟!请原谅你的儿子罢!你的儿子忍心不回来，固然是不孝，但是你的儿子终竟不忍回来，也正是出于他的还未丧尽的一点孝心。你儿子回来了，便会把人害死，便会把你两老人害死。这教你儿子怎么能够忍心呢?父母哟!父母哟!我同你们别来已有十一年了，我是永远不能和你们相见了!”
这么痛哭着，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安娜的来信上。安娜在信中诉说的生活的苦状，使他悲愤万分：
“啊啊，不错，我们真正是牛马!我们的生活值不得一些儿同情，我们的生活是值不得一些儿怜悯!我们是被幸福遗弃了的人，无涯的痛苦便是我们所赋予的世界!女人哟!女人哟!你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哟!我们是甚么都被人剥夺了，甚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甚么生存的必要呢!”
一种怆恼的情绪盘踞在他的心头。脑筋沉重得不堪，心里炽灼得不堪。那一千两银子的汇票，又把他的眼睛刺得疼痛不堪。
“啊!算了!这金钱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躏，你且看我来蹂躏你吧!”这么说着，他突然把那一千两的汇票，和着信封一齐投在地板上，还狠狠地走去踏了几脚。
他把金钱的魔鬼踩在地下了。心里有一种报复的快感，连着说了几声：“痛快!痛快!金钱哟，我是永不让你在我头上作威作福了!”
他决心不回重庆去了。于是便立刻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大哥橙坞，一封给重庆红十字会会长。把一千两银子的汇票也封在后一封信中退回，把唾手可得的官聘坚决辞掉了。
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五)革命加恋爱
(五)革命加恋爱
一支武装的和非武装人员组成的队伍，浩浩dàngdàng地走出了流沙，朝着横亘在西南方向的山头进军。流沙位于广东汕头附近，这一带属于粤东北山地的一部分，群山高耸，海拔约1000米左右。山上林木蓊郁，从村外一直到山脚则是一片广阔的田畴。已经是9月下旬了，有些晚稻还没有收割。
郭沫若走在队伍的中间。他身上穿着一套蓝布军服，但神情和气质仍然是一位诗人。
最近几年来，郭沫若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4年，他通过翻译日本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于悲愤泣血之余亦看出了希望的光辉。1926年3月18日他来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初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后又投笔从戎，于7月间参加了北伐革命战争，先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他撰写了讨蒋檄文并因而遭到通缉。“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随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样剧烈的变动中，他和安娜时聚时散。1924年4月他离开上海，东渡日本，欲写《洁光》而未果，11月又携妻儿回到上海。南下广州时安娜和四个孩子留在上海，过了两个多月始来穗同住。郭沫若随师北伐，妻儿们又留居广州。出发前他身着戎装同安娜一起照了相，安娜是短发西装，站在投笔从戎的丈夫身旁，其神情就像一位知书明理、温柔多情的闺妇把丈夫送上烽火连天的战场，于皎洁可爱中又隐含着深深的忧戚。“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形势危急，安娜带着孩子经上海逃到武汉。后来，武汉汪jīng卫政府也叛变了革命，郭沫若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安娜又带着孩子返回上海。总之，在中国社会的大动dàng中，他们相聚的时间少，分离的时候多。安娜虽然是日本人，并不参与中国的内部事务，但也随着丈夫的动dàng的生活而漂泊不定。
天气yīn晦得很，队伍是在接到村外山头上有敌人的尖兵出现后，仓促集合整队出发的，虽然浩浩dàngdàng，却显得参差不齐。人人都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就近在咫尺之间——如果背面山头上果真有敌人的话。尽管如此，在田踌上行军，从山上chuī下来的凉风拂在面上让人感觉着舒适，路旁的杂草闲花，又平添了几分野趣。在郭沫若旁边走着的一位女同志，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
她——就是安琳女士，剪着一个男子式的分头，穿的也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如果不是那一张秀丽的面孔和高高隆起的胸部，这一身装束几乎让人不大相信她是女子。
郭抹若听着安琳唱歌，便侧过脸去注视着她：一个是美丽的、勇敢的，新时代的女性;一个是克拉凡左式的骑士。他心里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情愫，并暗暗地自语道：
“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安琳是安徽省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任文学院长时，安琳在预科读书。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著名的诗人，一个是风华正茂的女青年。在校园里，在各种集会上，他们两个人时常见面，但并没有直接的jiāo往。头年10月，安琳由广州来到武汉，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其时，郭沫若已经升任政治部的副主任，军衔是中将。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成为了一种时髦的形势下，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为民众所羡慕，尤其为一般女众所羡慕了。在人们的心目中，革命诗人又兼革命将官的郭沫若，是一位骑士，而这样的“骑士”又几乎肯定是一个“làng漫鬼”。加之他的夫人不在身边，自然会有不少美丽时髦的女子乐于围在他的周围旋转。
然而有一天，郭沫若把一位女士送给他的像片烧了，因为夜半醒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安娜。
当有人询问此事时，郭沫若把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擦了擦，十分风趣地回答说：“我这人究竟是脱不掉东方文化的束缚，我实在没有谈我们那位性学大博士的‘新文化’的资格。有许多人误以为我是làng漫鬼，其实我之不làng漫，犹如鬼之不làng漫也。因为鬼是没有的，那里会làng漫得起来。”
当时武汉盛行着一种“要恋爱”的风气，“单身女子若不和人恋爱，几乎罪同反革命——至少也是封建思想的余孽。”安琳初来不久，对一些男同志的纠缠也和茅盾笔下的静女士一样感到“十分地不高兴”。郭沫若是十分关心下属的，尤其对投身革命的年轻女学生倍加爱护。他告诉安琳说：“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意大利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gān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来，这可要令人悲观了。”
此时郭沫若正单身独处。安琳便问起安娜夫人的近况：“你的家眷还在广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