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内参加社团倒是被鼓励的。我和土木系的赖世声组织英语会话组，每星期请一些美军太太来校园里和学生以英语jiāo谈。我们骑车到老远的大同路底去揿人家的门铃。次数多了，我也厌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赖世声就跑到育乐街住处板着脸孔教训我：“你的责任感呢?这一点都承受不了，将来能为国家做什么大事?”他稚气却认真的脸孔至今在我脑海中。那是台湾的70 年代;我们都是十八岁，我们都读蒋梦麟的《西cháo》、罗家伦的《新人生观》、蒋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适之的《丁在君这个人》。
……青年们，你们的苦闷，岂不是因为你们感觉自己的力量不够?你们的企图很多，你们要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时你们要为民族国家打开一条向上的路我劝你们先从培养自己的力量下手。
——蒋廷黻《青年的力量》我们不知道除了蒋梦麟等人之外还有我们读不到的陈独秀、翟秋白、李大钊，甚至鲁迅和沈从文，但是我们那么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学里所有的知识累积和人格锻炼都是一种准备，让我们有一天能顶天立地地为民族付出，为国家奉献。
立在20 世纪末回顾70 年代的校园，才发现我们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响，而70 年代的理想主义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 年代的台湾社会。这一个世纪的足迹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脉相传。
我勉为其难地又跨上单车，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国新闻处招考十名英语特优的大学生，由处长亲自指导读书讨论会。赖和我都考上了。上课第一天，世声竟然以质问的口吻问处长：“你开这个讨论会有什么意图?”美国人愣住了，我更是惊诧。台南美新处在半年前，1970 年1 月，被炸，谢聪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无所知。美新处这个机构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帝国主义与依赖理论，我毫无概念，当然无从理解赖对处长的敌意和疑虑。他毕竟是“中华民国”‘参谋总长”的儿子，他毕竟是台北人。
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qiáng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
——《野火集》，1985 年二十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土木博士赖世声成为台北市“捷运局长”。媒体说他是受益于父荫才得到高职，我知道他不是;他从十八岁就开始为国家锻炼自己。“捷运”沉疴难起，赖世声黯然下台。
媒体说他涉嫌贪渎，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说，观人要观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时。我们骑车经过大学路、胜利路，驶过合欢和风凰木的影子，心里的念头像迎面的清风一样gān净。主持私人书院的王镇华如此，编辑《天下》杂志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赖和的林瑞明亦如是。
成功大学的孤立，使它保守内向，但也由于它的孤立，它的素朴本质就不受流行时尚的影响，有点“相忘于江湖”的纯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还是慢慢发觉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学一个叫钱宝的说是要让我认识台北文化，把我带到一个黑漆漆的咖啡馆里，里头全是见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进去，只觉得不停地踩到错纵的人腿，差点绊倒。我怎么表现不记得了，只记得出了咖啡馆又站在阳光下时，即将全家移民美国的钱宝用一种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着我，说：“唉，你们台南的女孩子怎么那么——”他没把话说完，但我模糊地意识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样的;至少不会在黑咖啡馆里绊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参加一个什么研习会，和一个台北人同寝室。早上起chuáng后，我在十五分钟之内漱洗完毕，她却在镜前足足坐上一个小时。保养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摆满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续进行护肤，一会儿是水，一会儿是霜，一会儿是膏。然后要卷睫毛、画眼线、涂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饰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只要十五分钟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人，而且是个台北人。当她将一张画好的脸孔转向我时，我几乎以为我们是两个国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会里，我的室友穿着紧身的套头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动时中分的直发飞扬起来，哎，真是漂亮极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该是怎么落后的南部人啊。
我当然也穿牛仔裤的，但与名牌无关。我们三两个好朋友总是骑车到民族路与西门路的jiāo口圆环去找“老板娘”为我们裁衣服。老板娘是个瘦小的寡妇，带着一个五岁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间yīn暗狭窄的房间里。房间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齐地叠在角落;另一半则是水泥地面，摆着缝衣机和布料。我们带来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几本日本时装杂志，告诉她我们要的样式。
不管什么时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头缝着裙边或钉上扣子。一点点阳光从门口she进来，照着她看起来发育不全的柔弱的身体。五岁的孩子倚在她脚边玩一个她缝制的破布球。
墙上一帧男人的照片，颜色已huáng。
我穿着老板娘手缝的洋装，去和矿冶系的男朋友约会。约会做什么?
也不过牵着手到东宁路安静的巷子里来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里如果有栀子花的香气飘来，就使人觉得够幸福了。
分手之后，我有了一个台大物理系的朋友，一个不曾离开过台北、不曾看过活猪走路的台北人。他来台南看我，觉得台南有一种令人着迷的“特殊的气质”，和我一样。我们一天一信地热烈之后，轮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么都走样了。为什么我不留中分的长长的直发?为什么我不穿紧身的套头衫?为什么我不懂BobDyla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们的恋爱只维持了三个月。
我没熟悉过摇滚乐，倒是老往胜利路上的“乐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乐社的成员自己经营一个唱片行，专卖西洋古典音乐，也在大榕树下办过几次古典音乐欣赏。静极思动的时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峦、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觉太好，它和流行时髦扯不上任何关系，只是一派混沌自然。我爱山的实在和单纯。
实在和单纯，不见得都好。我的单纯使我对国家霸权毫无怀疑。1972年，成大学生由于组织了读书会研究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许多学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单纯地读书，单纯地恋爱，单纯地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有为青年要报效国家，而国家只有一个定义，就是国民党。我们的单纯其实是掌权者经营制造的无知。
走在世纪末的轨迹上，我已经失去为理想摇旗呐喊，为主义流血流泪的能力;我恐惧枭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对人的社会，我只剩下一个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经理没什么不好，只要他遵守并且维护自由的游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