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
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chuáng，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qiáng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jīng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rǔ或不平感吗?﹂﹁有屈rǔ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jiāo货﹂。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
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
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
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
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
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
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qiáng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gān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jiāo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cháo来到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