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rǔ、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dòng，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dòng，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dòng、我的蜡烛。每到huáng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jīng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jiāo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jīng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dòng﹂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chūn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bào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jīng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