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钱jiāo给瑞士顾客，下面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拿着一叠西班牙钞票，以西班牙语要求换钱。职员微笑着取过钱，用西班牙语和顾客jiāo谈、数钱、欢迎她再来。
下一个顾客讲意大利语，拿了一叠里拉。职员像唱歌一样，嘀哩哒啦说着流利的意语，用意语数着钞票，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轮到我了，他顿了一会，等着我先开腔，以便决定他该用那一种语言应对。我说了德语，他如释重负地，用标准德语开始数钞票。
转身离去时，听见他正愉快地以英语问候下一名顾客“早安”……外籍劳工
在票亭边，突然有人碰我的手肘。是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工人的男子，在寒天里只穿着单薄的夹克，显得人更畏缩。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口音很浊。
我下意识地退开一步，戒备地望着他憔悴的瘦脸;是个外籍劳工，他想向我要什么?
他伸着粗大的手掌， 掌心中有几个钱币。 渐渐的，我听懂了他破碎的德语：
“钱，买票，怎么丢?”
我拾起他掌心中的钱币，分门别类的丢进机器里，车票“卡”一声蹦了出来。
他鞠了个躬，很谦和地道谢，离去。
我想着自己早先对他的猜疑与戒心，心里很不舒服。
汉学家
胜雅里是瑞士少数几个懂汉学的专家之一。他是个法律博士，也是德国大学的中文博士。我想向他请教一些有关瑞士文学与语言的问题。一年前打电话给他，问他几时有空，可以碰个面，电话那头传来他慢条斯理的声音：
“碰面很好。等我学期结束之后，我就有时间了。应该在三月吧!”
打电话的时候是十月，距离三月还有半年!这瑞士人是怎么回事?
最喜欢取笑瑞士人的一个朋友为了释谜，告诉我一个瑞士人的故事：
有一对住在山里的瑞士夫妇生了个儿子，健康活泼，就是沉默寡言，到了四足岁还不曾说过一个字。
父母等呀等的，开始有点焦急了。有一天早上，作妈妈的给儿子倒了杯牛奶，儿子呷了一口，撇了嘴说：“这奶酸了。”
妈妈大吃一惊，手里的盘子摔破在地上。她奔过去抱着儿子，满面喜悦的泪水，说：
“孩子，你原来会说话呀!为什么这些年来竞不说话呢?”
儿子大不以为然地回答：“到今早为止，牛奶都还可以嘛!”
朋友说：“这个故事的教训是：瑞士人是极迟钝的，要以绝对耐心对待。”
过了半年，胜雅里和我约定在“迟迟咖啡屋”会面。
这个小小的咖啡屋大概总共只有五张桌子，前门观后门。特别选这个小地方，为的是方便胜雅里认出我来;自然应该由他来认出我，既然我是突出的少数民族。
我准十点到达，坐下，左边坐着两个女人，右边坐着一个高大的金发男人，各人喝着各人的咖啡。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十五分钟眼看要过去了，隔座的男人突然礼貌地说：“请问您是不是——”
啊!我当然就是!在东方人极少极少的苏黎世城里，在约好的时间十点整，在约好的地方“迟迟咖啡屋”，会同时有两个东方女子踏进门来吗?那是何等微小的概率。您居然等了十五分钟才相认?
我们肩并肩地静坐了十五分钟!
愉快地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说：
“几时您应该到我们家来吃个晚饭——”
话没说完我就后悔了，果不其然，瑞士先生慢条斯理地打开记事本子，慢慢地说：
“让我瞧瞧——对，明年七月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吃晚饭……”
七月，那个时候，地球是否还运转着、太阳是否仍旧由东边升起，我都不能确定呢!
我由衷地羡慕起笃定的瑞士人来。
人道难为
4月5日，瑞士全民投票表决政府是否应设法阻挡太多的难民涌入瑞士。
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投赞成票，反对者却大声指责瑞士违背了立国的人道jīng神。
1956年， 匈牙利爆发革命，成千上万的匈牙利人逃亡国外;瑞士收留了16000人。1968年，捷克发生动乱，瑞士接纳了114000名逃难的捷克人。1975年，越南沦陷，上万难民——大多是中国人，漂流海上。美国只收年轻力壮、具生产力的难民，瑞士却特别容纳孤寡残障，欢迎近9000名难民到瑞士定居。
1986年，来自非洲乍得的穆兀瑞在瑞士要求政治庇护，被政府拒绝，他的瑞士邻居，共10个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要求政府改变主意。
以红十字组织驰名世界的瑞士，一般以自己的人道主义为荣。多年来不断地接纳难民，比较贫困的邻国百姓又不断地渗透进来打工赚钱，今天的瑞士已经有百分之—卜五的人口是外国人，也就是说，在六百万瑞士人中，每六人就有一个外国人。
在苏黎世坐一趟电车，随时可以听见各国的语言。
瑞士是个极小的国家，又极度缺乏自然资源，整个国家的财富主要依赖观光、jīng密工业，以及银行业，换句话说，大多是脑力的经营。眼看着外国人越来越多，瑞士人心里的不安全感也越来越深。这种想保护自己的不安全感与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形成一个两难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在执法中表现出来。1980年以来，有五千名来自锡兰的Tamil申请庇护。 六年以来，政府只处理了将近2500个案子，而真正获得政治庇护的，不到100人。
去年夏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新的难民法案，给予政府权力在必要时阻止任何难民进入瑞士国境，同时把考核难民身份的职权下放给地方政府。这个法案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反对人士很快地诉诺行动。在瑞士，任何政府的决定人民都有否决权。
短短的几个月中，反对人士收集了六千个签名，要求对新法案由全民投票表决。
4月5日是投票日。投票前，掌管难民部门的官员预测说：“可能会是五十五对四十五之比，赞成限制外人入境。”结果却出乎意料：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人肯定新法案，而且投票率是百分之四十二，比一般要高，显示瑞士人对“外人入侵”这个问题有高度的关切。
这样一面倒的投票结果，明白地表现了瑞士人对外人不欢迎的态度，这种态度当然其来有自。
一方面，瑞士人觉得外国难民坐享其成是不公平的。“我们的政府，用纳税人的钱， 辅助难民， 供吃供住不说，还加零用金，”一个投赞成票的苏黎世人说，“但是瑞士自己的穷人——瑞士不是没有穷人，住在山里养牛的那些农人，生活很清苦的。他们辛辛苦苦从早做到晚就赚那么一点点钱，跑来瑞士的难民不必工作就有我们的政府养他们——这当然不公平。”
当瑞士人发觉来自锡兰的难民把瑞士发给的福利金寄回锡兰给亲人时， 这种“不公平”感就更深了。“用我们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养他一村子的亲戚?”一个花店老板很不高兴地说。
文化差异也往往造成冲突。一个去投票的家庭主妇抱怨着说：“你看我们楼下的南斯拉夫人，一家人到半夜十二点还哗啦哗啦地制造噪音，小孩子蹦来蹦去，他们烧的菜也有个奇怪的味道，有时候从早上八点就开始烧莱，好几个小时整栋公寓气味弥漫，窗子关了都挡不住那个奇怪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