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洁癖、爱安静、中规中矩的瑞士人如何与爱热闹、讲人情、散漫不羁的南欧人和平相处?文化的差距造成沟通的困难，缺乏沟通了解，憎恶猜忌油然而生。国会之所以在此时制定新法案，也无非是看准了瑞士百姓的排外情绪，投选民所好而制。
然而反对的声làng却也很大。瑞士四大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及基督教组织、慈善机构，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等等，一直在设法抵制新法令的通过。甚至有一个瑞士人组成的地下组织，取名“庇护所”，冒着犯法的危险专门收容即将被驱逐出境的难民。这些组织指责瑞士人违反了人道jīng神，“自私”、“排外”。他们指出，瑞士人排外表面上是经济理由，骨子里其实是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早期的难民之所以获得收容，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来自南欧，仍属白种人。现在涌进的乃是亚洲人及非洲人，肤色较深，所以受到排斥。一些专栏评论者认为今年四月五日的反难民投票结果与去年瑞士人全民投票反对瑞士加入联合国有相同的涵义：瑞士人有自我中心、自我封闭的心态。
这些主张宽容难民的组织，虽然显然只占少数，却也能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
四千多锡兰难民就是由于这些组织的坚持而得以躲避了被递解出境的命运，暂时留在瑞士境内。加入违法的“庇护所”组织的老百姓高达九千余人。与穆兀瑞一起绝食抗议的瑞士人戏剧性地代表了与瑞士“恐外”心理相反的声音。
瑞士所面临的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两难。1859年，当欧洲、美洲、亚洲仍旧在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时，小小的瑞士已经组织了红十字会，超越种族、超越国籍、超越文化的，救济全世界受难的人——只要他是“人”，而且在难中，都是援助的对象。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并且付诸实际行动，使瑞士的国旗(红底，白十字：是红十字会旗的反映)成为人道jīng神的象征。许多瑞士人因此坚持对难民敞开大门。然而，现实是冷酷的。70年代，每年大约有1000名难民进入瑞士，在1986年，这个数目变成8546人。 而今年，平均每个月就有1000人申请庇护。21000多个案件仍旧在等待之中。涌入的第三世界难民之中，有的确实受到政治迫害，一旦递解回国，马上有生命危险。有的，却只是受贫苦所驱，希望在瑞士谋取较好的物质条件。
真正的政治难民与只是“找出路”的难民如何区分?而小如麻雀的瑞士又如何能吸收一天比一天多的难民?
主管难民事务的官员叹息着说：“我们解决不了第三世界的问题!”人道jīng神?
还是自我庇护?在第三世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瑞士，却是个道义问题;后者，并不比前者简单。
猫川幼儿园
一场细细的chūn雨，把隔宿的雪都溶掉了，空气里透着熏熏的早chūn气息。在幼儿园门口，三个大人牵着六个小孩，一人牵两个，手握得紧紧的，正从院子里出来。
“我们去散步。”三岁的小女孩很兴奋地抢着说，脸颊红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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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坐落于苏黎世北区“猫川”的幼儿园，是栋三层楼高的古典欧洲建筑，四十年前就由当地的教会提供作幼儿园。四十个孩子分成三组，两个月大到两岁为一组，两岁到三岁为一组，三岁到六岁为一组，分别占三个楼次。年龄较大，活动量较大的一群，当然放在底层，往院子里冲的时候不需要下楼来，吵到别的幼儿。
“名单上虽然有四十个孩子，事实上每天只有三十个孩子同时在，因为有些孩子不是每天来的。”安琪说。她是“园长”，一个廿八岁、成熟、美丽的女性。
“我们有十二位幼教人员在照顾这三十个孩子，平均起来一人带二点五个孩子。
而事实上的分配是，婴儿组(○-二岁)比较需要照顾，所以有三个大人陪着四个小孩，而儿童组(三-六岁)就有三个人带十五个孩子。”
这些幼教人员全是年轻的女性。在瑞士的学制里，初中毕业之后，必须先实习两年才能进幼教学校。两年的实习中，她必须在妇产科里照顾初生婴儿，或者在有幼儿的家庭里打工，或者在幼儿园里实地工作学习。有了两年的实际经验之后，而且年满十八岁，她才可以开始就读幼教学校，而所谓“就读”，也不是中国人观念中的成天地上课听讲作笔记考试等等，而是一星期四天的“实验”——在与学校建教合作的幼儿园里工作;一天上课，研读幼儿心理及护理等等。两年之后毕业，就成为正式的幼教人员。
瑞士最受尊崇的教育家卑斯塔娄契(Pestalozzi 一七四六-一八二七) 的口号是：“头脑、心灵、手”;他的理论奠定了今日瑞士的教育方向。从他们幼教人员的训练中看得出来，瑞士人对动“手”——实际经验——的重视绝对不亚于他们对理论知识的吸收。事实上，读十本有关幼儿的书是不是比得上与一个幼儿实地地朝夕相处呢?
“这些幼教人员都有基本的医学常识，会量体温、看脸色等等。”安琪一面说，一面接过一个孩子，开始为他换尿布。孩子“哇”一声哭了。她递过去一个铃铛让孩子抓着玩。
每个星期一，特约医师会到园里来，楼上楼下走一遭，看看有没有孩子发烧、咳嗽。平时，医师与急诊医院的号码就列在电话旁边，以便随时联络。每一层楼都有一个小小的医疗箱，装着碘酒、红药水、纱布。
“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安琪说，“我们就请父母留他在家，要不然，他会传染给其他的孩子。”
角落里突然传来一阵笑声。一岁半金发的姬若双手环拥着一岁的华安，很亲热地接吻起来，两个孩子显然第一次发现这种好玩游戏，旁边的大人又乐得不可开支，姬若吻得很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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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每年都不够!”安琪摇摇头。
苏黎世政府每年补助十七万法郎克(约三百万元台币)，孩子的父母也要缴钱;在这里，瑞士的社会主义jīng神表露无遗。苏黎世政府给幼儿园一个收费标准，薪水收入越低的家庭，缴费越低。月入不足两千法郎克(约台币二万余元，在瑞士算是很艰苦了)的家庭，送孩子到幼儿园的费用是一个月一百二十法郎克，而月入超过四千者，每月收费六百四十法郎克，是前者的五倍。贫富间的距离就由这些小措施来拉近。
“有这两笔收入，我们还是入不敷出。”’
“那怎么办呢?”
“节省呀!譬如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厨师，给孩子们做饭吃，有一个洗衣妇来洗衣服、消毒尿布;但是没有清洁工，全楼上下都是幼教人员和我每天自己擦洗、整理。假日里，我们也烤些苹果饼，作些手工艺，在市集日卖出，赚点钱补贴。”
“你们对自己的薪水满意吗?”
“以前很低，所以大家工作士气也低。”安琪手里在编篮子，华安抱着一只花花绿绿毛茸茸的大鸟随着音乐在笨拙地旋转。我看得分了心，没听见安琪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