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曾经感叹，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旧时的中国人，是相信轮回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各式永恒的谶语。但我以为我们不会简单地去重复旧梦，时代毕竟进化了。可是在这艰难的进化里，我们又不免绕到已有的旧途，做着跋涉前的喘息。这样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鲁迅，也想起周作人，他们旧时的语录，似乎是说给后人的。在那里，我们总可以抽象出一种思维范式，并在这一范式中找到解释今天的一种话语。而这些话语，常常可以补救大量外来“主义”和新概念的空泛与不足。这使我感到欣慰。我们应当庆幸自己会拥有这样的遗产。或许，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塑的过程，便离不开对这一遗产新式的阐释。如果是这样的话，把生命消融在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感悟的历程里，我以为是值得的。在对历史的旧迹的造访里，我确确实实意识和体味到了自己的生命。
鲁迅与周作人，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直接的感性资料，还十分有限。我一直在想，两人的jīng神的博大与表现形态的不同，或许有遗传基因的作用。这大约属于性格、血型、气质等范围的问题。但对待社会、人生、文化诸问题，他们不同的走向，又与文化的深层体味与兴趣的选择有关。所以，这里既有生理的原因，亦有文化的因素。这其中的谜一旦解开，我们对两人的世界，便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这样描述鲁迅的：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jīng，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他的观察很锐敏而周到，仿佛快镜似的使外物不能遁形。因之，他的机智也特别丰富，文章上固然随处可见，谈吐上尤其层出不穷。这种谈锋，真可谓一针见血，使听者感到痛快，有一种涩而甘，辣而腴的味道……(《亡友鲁迅印象记》)
周作人给人的印象，是另一种样子：
……他戴着近视眼镜，衣着讲究，言语不多，但又好像有点“架子”似的。……(俞芳：《谈谈周作人》)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清癯的一个人，戴着高度近视眼镜，头顶上的毛发稀稀的，除了上唇一小撮髭须之外好像还有半脸的胡子渣儿，脸色是苍白的，说起话来有气无力的，而且是绍兴官话。(梁实秋《忆岂明老人》)
后人对兄弟二人的记忆，虽不免有主观色彩，但形态大致应是准确的。1922年，俄国盲人作家爱罗先珂曾和鲁迅、周作人等人有过一次合影，照片上，两人的服饰相近，形态各异，都给人一种很儒雅的印象。这是一幅很珍贵的旧照，那时兄弟二人感情尚好，同住在北京的八道湾。在事业上，两人均很有成就，当时以“周氏兄弟”之称而闻名于社会。看着他们的合影，我常常想，如果两人一直像那时密切地合作，思想又相互影响，现代文学史，该会是有新的内容吧。至少，周作人不会在绅士的路上越走越远。但历史是外在于人的意志世界而残酷地运行的，兄弟二人jīng神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内中多有必然的因素。这是历史的无奈。
20年代，周氏兄弟以译著和散文随笔而风靡一时，鲁迅给人的印象，抑郁、沉静、肃杀;周作人则沉稳、平和、散淡。就性格方面来说，哥哥多的是冷的一面，弟弟多温和的一面。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听过鲁迅与周作人的课的大学生们，对二人有着很不同的印象。鲁迅幽默，风趣而又不失严峻;周作人则戴着高度的近视镜，读着讲义，并不在意学生听进课没有。鲁迅是燃烧的，他差不多和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以智慧去感召诸人。周作人的课，你必须认真体味，稍一溜神，便会失去兴趣。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属于官僚层的人物，他偶尔在大学兼课，但影响极大。周作人是专职的教员，在学术上建树颇深，但授课效果并不佳。这只是两人不同的一个侧面，其他的，在为人处世、读书习惯、饮食等方面，也多有不同。但尽管这样，那时人们往往以“周氏兄弟”来合称，把两人视为一体，对他们的才华，颇为赞佩。要谈及文坛的人物，人们往往把他们推为“领袖”，并得到许多的赞誉。他们以超人的才气和深刻的思想，感动了同代的人们，在那动人的思想的光焰下，两人间个体的差异，被遮掩掉了。
算起来，鲁迅大周作人4岁。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在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周家。4年后的1885年1月16日，弟弟作人呱呱落地。那时鲁迅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系周树人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的笔名。弟弟周作人，最早取名“櫆寿”，后自改成“起孟”、“启明”等。到南京上学时因兄名为“树人”，弟弟遂取名“作人”。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周建人，后来成为科学家。不过，在中国思想史上，三弟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谓“周氏兄弟”，往往并不包括建人在内，至少文学史上作如是观。
从鲁迅、周作人的少年时代，直到1923年，近40年的岁月，兄弟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翻看着两人早年的日记、文章，常可以看到兄弟二人的“怡怡之情”。有的文字，读后亦颇为感动。显然，青少年时代，鲁迅对周作人影响深远，这位早熟的兄长，对周作人早期生活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因为鲁迅是长子，承担的家务自然多于弟弟，且又因兄长接受启蒙略早，故有关花鸟虫鱼、文史掌故，懂得略多一些，弟弟受到一些熏陶，也是自然的。可以说，周作人后来的成长与职业选择，鲁迅是起到很大作用的。他把弟弟带到南京，又携至日本，而后回绍兴，再调至北京任教，其间出力甚多，弟弟亦广为受益。两人一同由小镇走出国门，闯进文坛，又共创“五四”新文化，其成就相映成辉，颇为后人所赞佩。
早期的记忆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生于同一个大家族，过了几年小康的日子。绍兴是个鱼米之乡，又是人杰地灵之属。周家在镇子上是个大户，土地与房屋均较丰裕，收入亦十分可观。加上家里多有读书人，且又有在京城任职的爷爷，那气派是很大的。周家几代人，过着十分传统的中国人的生活，儒学气十分浓厚。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曾自称始祖为宋代理学大师周敦颐，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周家的读书传统，已达七八百年之久。这传统，当然根深蒂固，祖父与父母对兄弟二人的教育，其严格便可想而知了。
祖父周介孚，生于1837年12月27日，1867年中举人，1871年应会试时，中贡士殿试二甲三十九名，是位翰林。这位翰林，性格较怪，一方面满腹经纶，但同时又颇为清高。观鱼先生在《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三十五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书中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