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用“寇劫”、“真昏”来形容周作人外，鲁迅没有使用过攻击的文字，倒是对二弟充满了关注和一定程度的理解。1934年1月15日，恰逢周作人50生辰，周作人先后写过两首“牛山体”打油诗。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dòng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打油诗写得确是好，是周作人心灵的幽默的复写。这样的诗，比起正襟危坐者，要多几许味道，或可让人更深地体味他的境界。此诗发表后，北京许多文人与之唱和，一时间好不热闹。钱玄同、林语堂、胡适、蔡元培等人，在和诗中表现了对周作人世界的深切理解。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现象界中的无奈、机智、幽默的情调，都在一唱一和中散发出来，读了不禁令人长叹。但周作人的打油诗，却招致了左翼作家如胡风、廖沫沙等人尖锐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无非是周作人jīng神堕落，逃避现实，等等。应当说，左翼作家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因为知识结构之不同，对周作人心灵深处的东西，缺少了解，所以对其中苦味，并不能一一察明。倒是鲁迅，从周作人的打油诗中，看到了他内心的难言之苦。在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道：“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不久，在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谈及此事，云：“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chuī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很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读出了周作人骨髓里的东西。鲁迅尽管对二弟的人生状态有不满的地方，但对其身上可贵的东西，学识的境界，是理解、甚至同情的。倘若是对其他一些名士派的作品，鲁迅的批评可能更重一些，但对二弟，毕竟有骨肉之情，且对其思想的深层隐喻，理解颇深，故态度便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鲁迅是一直关注二弟的。他担心政局的恶化，会使周作人陷入尴尬的境地里，所以在对三弟建人的谈吐中，不止一次地讲起这种忧虑。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说：
有一天说看到一日本记者(?)登一篇他的谈话，内有“我的兄弟是猪”一语，其实并没有说这话，不知记者如何记错的云云。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题目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有一回说及你曾送×××之子赴日本之事，他谓此时别人并不肯管，而你却要掩护他，可见是有同情的，但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他亦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云云。又谓你的意见，比之于俞平伯等甚高明(他好像又引你讲文天祥(?)一段文章为例)。有许多地方，革命青年也大可采用，有些人把他一笔抹煞，也是不应该的云云。但对于你前次趁(赴)日本有一次对日本作家关于他的谈话则不以为然。总起来说，他离开北平以后，他对于你并没有什么坏的批评，偶然谈起，便说明几句。[12]
后世研究者，每每谈及此事，均为鲁迅的情怀所感动。不知周作人当年看到信时，作何感想?他晚年认真写鲁迅史料的文字，恐怕亦有追思感怀之处吧?鲁迅与周作人彼此对对方不同的态度，今天想来，令人感慨万端。人心是难以相通的，但那种为了相互理解、相互认知的悲剧之旅，确是人性王国中动人的一隅。周氏兄弟间的恩恩怨怨，给人的启示，恐怕比几本所谓圣贤之言，还要大几倍的。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种人性世界中无词的言语，这言语写着人性的无奈与人性的伟大。或许，只有dòng悉了这一内涵，才会理解什么是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历史的谶语，便写在这人性的旧途里……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虽不往来，但因同处于相近的文化环境，自然要对诸种事物做出反应。分析两人自20年代中期以来，对社会政治文化诸事件的不同态度，是件颇有意义的事情。有时两人观点相似得惊人，有时截然相反，甚至文字上颇有冲突。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互证。看两个相似又相反的人生态度，大致可感受到20世纪知识分子内心不同的价值趋向。
1925年新年刚过，孙伏园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京城诸名家，纷纷应命答题。不料鲁迅却jiāo了“白卷”：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青年必
读 书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
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gān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一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此文刚一发表，便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攻击者颇多。一些人纷纷写信给鲁迅与孙伏园，对此事殊不理解。周作人也应孙伏园之约写了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卷”。他向青年开列了十部必读书：1.《诗经》，2.《史记》，3.《西游记》，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5.严译《社会通诠》，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7.凯本德《爱的成年》，8.色耳凡德思《吉诃德先生》，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10.法兰西《伊壁鸠鲁的园》。[13]中国古书只有三部，其余均外国书，与鲁迅的思路，多有相近的地方，态度的温和，也流入笔端。鲁迅在此问题上“极端”的态度，周作人是清楚的，他知道这是故意说说而已，实则对读古书另有看法。事隔几个月后，他在《古书可读否的问题》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是对鲁迅观点的一种注解：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qiáng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做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