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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文璧等：《诗情与友谊》，1982年3月3日《解放日报》。
这期间，沫若很少发表关于文学艺术的谈话和文章，然而关于评介毛泽东诗词的文字，他却写了不少，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开始发表《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九六四年以后，差不多每有毛泽东诗词发表，他都要写诠释和赞美的文章，一篇接一篇，似乎在这方面他有说不完的话，甚至他还撰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鉴于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底和一九六四年六月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先后作了两次批示，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并批评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的话总该是对的吧，但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沫若，他对毛主席所说的并不怎么理解，觉得很难讲什么话。可是“党喇叭”突然闷声不响，恐怕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因此借助毛泽东诗词做做文章，既尽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又比写其他任何文章都稳当，何乐而不为呢?
郭沫若传--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第十九章 十年磨难志弥坚
五十五
一九六五年，北京的冬天来得格外的早。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久经历次政治运动淘dàng而变得十分敏感的人们，立刻感到一股凛冽的寒风自上海刮来。二十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语又引起纷纷议论。批判锋芒所问，由吴晗的《海瑞罢官》到田汉的《谢瑶环》，到剧本《赛金花》，到电影《兵临城下》，……数个月之内一个接一个被拉出来示众，善良的人们都象惊弓之鸟，专家、学者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沫若看到乌云正在头上聚拢，一场bào雨就要兜头倾下，那些才长出来的青枝绿叶，将被冲得叶败枝残。但自己无力抵御，只得挺直腰杆，迎上前去。他清楚，在一般知识分子的眼中，自己可以说是一个“榜样”，必须努力“跟上”时代的cháo流，以冲刷自己身上残存的、从旧社会带来的泥污。他愿做一个自觉改造、严于责己的作家和学者的典型，在炼狱之火中，不断锻炼出一个纯净的新“我”来，因此他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应该把自己的著作都烧掉。他当然明白，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想躲也躲不过，痛苦与迷惘救不了自己，与其被动地做批判的靶子，还不如早些自我表态来得gān脆。
然而在自己熟悉的朋友和学生面前，沫若觉得不用过分掩饰。一次他与叶以群、陈明远相晤，谈到明远已把沫若的许多旧体诗改写成新诗，编成了一本《新cháo》，问该如何处理，沫若带着痛苦的声调说：“你还是专心去搞科研吧，何必白费jīng力去搞什么文艺?让我那些文章，一把火烧个jīng光大吉!我同时希望你能把我忘掉，至少感情淡薄些。”①他多么希望利用有限的时光，教年青人一些“防身之术”，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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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一九六六年一月，当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cháo的时候，沫若经过再三考虑，给中国科学院党委负责人张劲夫递呈了一封信，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鉴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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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明远：《追念郭老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信中充分表达了沫若当时惶恐不安的心情。确实，在老朋友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接一个成为批判的靶子时，他怎能不感到兔死狗烹的悲哀?
二月，林彪勾结江青pào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于四月中旬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公布了它的主要内容，他们全盘否定了“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文艺工作以及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部成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四月十四日沫若出席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并检查自己作为全国文联主席，对“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这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qiáng烈反响。
沫若一时顾下上这许多了，他感到弓拉得太紧了，实在需要稍稍松弛一下自己的神经。建国十多年来，他多次想回家乡去一下，却总因种种公务纠缠，脱不开身。这次他下了决心，先到成都，然后转回阔别了二十多年的家乡。谁能料到沫若在成都附近才考察了近两周，尚未来得及回到沙湾与姊弟们一晤，即于五月一日晚被北京来电召回了。显然，这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哪儿还容得他回老家探亲?当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同年八月，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沫若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想尽力“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因而只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六七月间，沫若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被选为会议主席。七月四日他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讲话，qiáng调文艺应该是“战斗的文艺，反帝的文艺，人民大众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文艺”。在讲话的第四、五部分，他还向各国作家代表们介绍了当时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说这是一场“保证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斗争的矛头并非针对所有的知识分子，而是针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其时，北京大学专门开辟出的屋子里，已经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只是因为毛泽东亲自下令要加以保护，他才未直接挨到批斗。①本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不是随便可以加诸于人的，彭真、陆定一、吴晗、田汉、翦伯赞等老战友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沫若并非不清楚，可是既然党中央都批转了文件，要文化部等彻底gān净地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沫若难道能公开唱对台戏吗?官样的文章必须照样做，不然特令的“保护”也会取消。沫若心里充满着矛盾。他生平最厌恶、憎恨虚伪造作，不过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不幸沾染了这种恶习”，他想“如果大家都回复纯真的童心，那多好啊。不要有这么多的假面具，这么多装腔作势的表演”。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