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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
一九三○年三月，郭沫若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这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著作，在史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接连再版、三版，简直供不应求。当时国内正在开展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即中国社会脱离了原始公社制的“野蛮时期”之后，进入了阶级社会的“文明时期”，起初所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阶段。论战的主要战场在上海，而蜗居东海彼岸的郭沫若却成了论战一方的主要代表。从这本书开始，沫若又署本名，人们惊讶地发现，蜚声文坛的诗人，又在史学界名满天下。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前夕，沫若还有一部书稿《甲骨文字研究》也在寻求出路。原稿曾寄给容庚看过，容庚十分赏识，并让他的许多友人亦一饱眼福。以致这部书稿从容庚的案头跳到傅孟真(斯年)的案头，不久又出现在钱玄同(1887—1939)的书桌上，最后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翻过，但有一点是公认的：真正能把甲骨文字作为历史材料加以全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的，当首推郭沫若。为此容庚十分珍惜这部书稿，曾郑重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主持其事的傅孟真一口应承，但以改用笔名为条件。更名之事本无足轻重，沫若耿耿于怀的是，研究院系官办，他仍自比孤竹君之二子，在给容庚的复信中，明确表示“近日之官家粟亦雅不愿食”①。
全靠李一氓在上海多方jiāo涉，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另一部书稿《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得以于一九三一年五、六月间先后由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发行。沫若曾函告一氓，请他径直向书局领取《甲骨文字研究》代为分赠鲁迅等人。鲁迅收读后，“说他有伟大的发现，路子对了，值得大家师法”②。不久，沫若收到了书局寄来的四十部赠书，他打开两部细细摩挲着，两三年来的辛劳、欢乐和痛苦似乎都漾开在墨香扑鼻的书页里了。就以此告慰江东父老吧，你们的儿子没有放下战斗的笔!那天中午，安娜还特地煮了红豆饭，全家喜气洋洋。然而大煞风景的是，下午宪兵老爷又光临了，象条猎犬似的，一进门就东嗅嗅西闻闻，盘问收到的大批东西是什么宝贝，他以为这是宣传品。安娜一边话中有话地挑逗着：“是呀，是很好的‘宝贝’，而且还是无价之宝哩!”一边快手快脚地拆开了两只包裹，把两部著作塞到了宪兵的手里。宪兵自知讨了没趣，灰溜溜地走掉了。沫若紧紧拥抱沉着、机智、为他受尽了磨难的妻子，她才是他的“无价之宝”哩。孩子们围在父母的身边欢呼雀跃，他们胜利了。傍晚，沫若将赠书留下两部，其余放在一起打成一个大包，亲自与十四岁的长子和生抬着上了高架电车，送到东京文求堂书店，按七折作价全部卖给了田中庆大郎。他取了现款，心中盘算着：全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又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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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宪通编注：《郭沫若书简(致容庚)》第47页。
②侯外庐：《深切悼念郭沫若同志》，《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一年半以后，当初在九州大学给沫若教授过内科学的小野寺直助来信，希望沫若研究东洋医学史。这位老师一直为沫若因耳病不能从医而感到万分惋惜，现在知道他喜欢治史，特地驰函劝告他能将jīng力重新投到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上来。沫若深为老师的关怀和好意所感动，经再三考虑，他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二日回信说：“东洋医学史诚如尊言急宜研究，然此事似非一朝一夕及个人资力所能为者，绠短汲深，仆非其器也，奈何，奈何!”他的兴趣仍在甲骨彝器上，因而直言不讳地告诉先生，并请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说：“仆近正从事《卜辞通纂》之述作，不识九大文学部于殷虚所出guī甲shòu骨有所蒐藏否，其民间藏家就先生所知者能为介绍一二，或赐以写真拓墨之类，不胜幸甚。”
长时间埋首于甲骨、青铜堆里，并未磨灭沫若拯救中华民族之大志，当年的满怀豪情的“戎马书生”，如今又驰骋在另一疆场。正如一九三一年柳亚子(1886—1958)写的一首称颂他的七绝所云：
太原公子自无双 戎马经年气未降
甲骨青铜余事耳 惊看造诣敌罗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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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文坛杂咏》之二，见《枷亚子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2月版。
诗中说郭沫若是东汉一代宗师、太原人郭泰的后裔，赞扬他亲历了大革命失败仍虎虎有生气，不甘流亡生涯的寂寞，出其余绪，于古文字研究领域敢与罗振玉、王国维相匹敌。有志者事竟成，其造诣果真令人吃惊：一九三二年一月，《两周金文辞大系》出版，八月、十一月，《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又相继问世;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月，《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名刻汇考四种》亦陆续发行。这些书稿都是由东京文求堂书店据著者手迹影印的，初版册数不多，一般每种只印五百部，输入国内为数更少，坊间倚为奇货，许多史学工作者竟相购阅而不可得。在文求堂书店老板田中庆大郎的眼中，郭沫若的前途真是无可估量，一度想认他作乘龙快婿，未成，又把次子田中震二托付给他，拜在他门下攻读中国古文字学。
沫若于甲骨彝器之研究可谓费尽心机，许多古文奇字都被他天才地辨识了。罗、王诸家曾以阙疑、待问相号召，以待能者冰释，而今沫若一再揭榜呼应。在他看来，人患不知用心，倘若知道用心，有如国际间谍，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使用过的文字。当然，这并非说在他面前就不存在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所感慨的只是，有些学者对于难题往往未经苦思就以其难而弃置一旁，这太没有出息了。《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全书录成后，他在序中倾吐了这类肺腑之言：
并世学者多优游岁月，碌碌无为，其或亘数年而成一编者，语其内容则依样葫芦，毫无心得，略加考释，即多乖互，而彼辈乃动辄以阙疑、勤慎自矜许，而讥人以妄腾口说。呜呼勤慎，呜呼阙疑，汝乃成为偷惰藏拙之雅名耶?余实不敏，亦颇知用心，妄腾之讥在所不免，阙疑之妙期能善用矣。知我罪我，付之悠悠。
二十一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的思想统治更加趋向反动，经济生活也很不稳定。中国境内亦同样如此，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在加紧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二九年二月连创造社及其出版部都被封闭。郭沫若好比夹在两块板中间的一团肉，几乎动弹不得：一方面，原先创造社承担按月接济的生活费从此断绝，另一方面，又碰到日本金价bào涨，一时简直难以应付，真是：“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为了顾全一家六口的生活，他不能再专门从事古代社会的研究，而必须分出jīng力兼搞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写什么呢?直接描绘祖国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嘛，显然不可能，那么就从追记自己往日的经历中抒发眷恋祖国人民的情怀吧。他时断时续地写下了内容相蝉联的《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回忆散文，就象大渡河由于在崇山峻岭中迂迴曲折地流着必然形成自己特殊的河道，他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