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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我的童年〉后话》
至于翻译，对沫若说来倒是更符合他心愿的快事。从知名作家的大手笔中遴选自己心爱的作品，边欣赏边译述，乐此不疲，确有无限的情趣。美国作家辛克莱用血汗、呻吟和眼泪写成的小说《石炭王》、《屠场》和《煤油》，深深地打动了沫若，觉得自己从不曾读过这样有力量的作品，书中的主人公保罗等人的命运使他牵肠挂肚，虽然他不满意在辛克莱的作品中，追寻不出苏俄新兴作家的作品所具有的尖锐意识，不过对资本主义的罪恶，“他勇敢的bào露了，qiáng有力的bào露了，用坦克用四十二珊的大pào全线的bào露了，这是这位作者最有光辉的一面”①，因而他将这三部小说都介绍给了中国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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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写在〈煤油〉后面》，见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6月版《煤油》。
早年瞿秋白曾劝郭沫若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沫若虽有意却一直未遂心愿，现在有时间重新考虑了，恰好上海文艺书局也托人来jiāo涉翻译这本书的事，尽管他有难处，但主要为解决生计也就答应了。这次的译事相当艰巨，因为他不懂俄文，是从德译本转译开始的，同时参照英译本和日译本，后又改用英译本为蓝本。由于书局急于出版，他只好边译边寄，书局则边印边出。从一九三一年八月初第一分册诞生，到一九三三年三月中第三分册问世，书局出于营业困难竟戛然而止。这时全书只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还有部分译稿寄存在内山完造那里，当然已无须转jiāo文艺书局，沫若被迫也只好立即停笔。
除文艺作品之外，这期间沫若还翻译了给过他不少教益的德国米海里斯所著《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歌德的《真实与诗艺》，以及英国威尔斯的《生命之科学》等著作。有意思的是，沫若当时的译著，出版时署名有时被换作了别人的名字。《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后，不久坊间即出现了另一种版本，封面上居然标着“李季译”。这位曾留学德国后来参加了托派组织的史学家李季，其本人当然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书局企图借用他的大名以逃避国民党政府的禁令，可见当时“郭沫若”这个名朋字实在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一次，一位刚从中国来到日本的友告诉沫若，国内反动当局在拿他的作品来测量青年们的思想，凡是喜欢读他的著译的，往往遭到反动当局的杀害。沫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声迭问：“真有这回事吗?”朋友回答得十分gān脆：“当然有这样的事，而且我曾亲眼看到在长沙为了一部《橄榄》，杀掉了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至于为《新时代》、《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及其他著作被杀的，也不知有多少。”①听完这话，热血直往头部涌，沫若觉得晕眩，几乎站立不稳……《橄榄》，滴着鲜血的头颅，一张张渴求知识的稚气的脸，一具具失去脑袋的躯体，它们在旋转，倾倒，都压在沫若身上，眼看青年的血快把他淹没了，他感到血的份量，都快窒息了，有气无力，只是在喃喃自语：“笔!我的笔!重!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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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蒂：《郭沫若印象记》，见huáng人影编、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2年12月版《文坛印象记》。
一九三○年，沫若还完成了一部“生平最得意之作”，即长篇小说《同志爱》，后定名为《骑士》，是歌颂北伐中的一位女战士的，女主人公金佩秋的原型，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妇女部长huáng慕兰。篇幅在十万字上下。这部书多少弥补了他一桩未了的心愿：那是一九二九年，高尔基(1868—1936)有意把一九二七年前后的中国革命写成一部小说，希望有中国的同志和他协作，朋友们推荐郭沫若去，遗憾的是沫若终因种种羁绊而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自此，高尔基的那个意趣时时挑逗着沫若，多少个熟悉的面孔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多么沉重的对牺牲了的同志的缅怀，不时缭绕心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中国那段光辉的历史形诸文字。于是他一鼓作气地写了散文《武昌城下》，同时又创作了这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骑士》。
在此前后，有人曾将鲁迅比作中国的高尔基，也有人将郭沫若比作中国的高尔基，沫若认为这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情况，难道中国的作家不跟外国的名家相比较就不足以显出自己的身价?如果一定要比，“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称号只有鲁迅才配。对于鲁迅的伟大，郭沫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他清楚地记得这次来日本不久，曾与创造社、太阳社围攻鲁迅的声làng相呼应，用笔名杜荃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Acist(法西斯蒂)”。当时可谓竭尽了挖苦嘲骂之能事，觉得唯有这样才痛快，可事后却深感内疚、羞愧，甚至不愿向朋友提起他曾写过这篇文章。他知道历史上的这一笔是涂抹不了的，怎样弥补自己的罪过呢?只有借一切机会来作一些自我批评。他坦率地承认过去对鲁迅激烈的抨击是旧式“文人相轻”的封建遗习在作怪，诚恳地向鲁迅表示：
我们现在都同达到了一个阶段，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创造社，我们的眼中不再有甚么语丝派，我们的眼中更没有甚么钉子……以往的流水账我们把它打消了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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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一九三○年初，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上海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阿英曾就此事写信向沫若征求过意见，沫若即回信表示支持。三月二日，由鲁迅与郭沫若、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在上海宣布成立，沫若无法直接参加成立大会，他在心里遥祝多年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从此开创了大联合的新局面。作为“左联”的一个忠诚的盟员，他特地献给新团体一份礼物，即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将该书版税用作联盟的基金。
不到半年时间，北平、东京等地都成立了“左联”支部，同时在上海还组成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沫若为文化界出现的新形势感到振奋，他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好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好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成仿吾赴欧洲路经东京时，为帮助沫若全家的生活，曾留下一千元。一九三○年九月，沫若和安娜就用这笔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下了二六七番，从此定居在这里。①这是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有五、六间屋子可供使用，书斋、客厅、茶室、厨房和孩子们的起居室都全了。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有一块空地，既是花圃又可当菜园，闲不住的安娜带着孩子们在这里种了许多花木：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椒，蘘荷花和番茄互为邻里，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围种着牛蒡和蒟蒻。沫若全家特别喜爱牛蒡和蒟蒻，因为它们除了可供观赏之外，前者还长有肉质根，后者是块jīng，都可食用，能攻毒、消肿、散风热。②看着妻子儿女们的劳动成果，沫若常为之动心，他不愿做闲士惰夫，便于读书写作之余，也在园内亲手栽种了大山朴(广东玉兰)和银杏各一株。特别是这株大山朴，是他在庙会上花了一元五角钱买来的，他更为珍惜。此外，他还种了许多鹦哥红，花开时满园一片红色。一位日本朋友见了十分喜欢，沫若诙谐地告诉他：因为不能在中国革命，只好在这里种上这些红花，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后来那位朋友也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了这种花，沫若笑嘻嘻地对他说：“呵，你也革命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