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杜宣：《夏夜星空》，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一九三四年五月，青年画家傅抱石(1904—1965)在东京银座松坂屋举行《书画篆刻个展》，沫若不但为他的许多作品亲笔落款题诗，而且亲自为他主持了开幕式，热情接待日本著名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法家中村不折、作家佐藤chūn夫等莅临参观，并协助举行记者招待会，亲自在会场担任翻译。日本观众对傅抱石的艺术造诣大为惊叹，尤其推崇他的刻有《离骚》全文的两方jī血石印，认作中国艺术的奇迹，许多人买了他的图章、字和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眼中，中国人向来被视为该受奴役、宰割的对象，而抱石却以他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尊严，这委实令沫若欣慰。他觉得这次展览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一口气。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他劝抱石再开一次个展，并表示自己愿向一般有购买力的社会人士推荐。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沫若应邀往东京神田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演讲，题为《中日文化的jiāo流》。他以《庄子》中的一段典故作引子，说古代有个越国人逃亡国外，几天后看见本国的友人便很高兴，几个月后看见一般的本国人也非常高兴，一年后看见貌似本国的人竟也高兴极了。正是“去人滋久，思人滋深”，自己离开祖国已经八年，现在能有机会与这么多的骨肉同胞见面，真是再高兴也没有的了。这一番满怀深情的话语，使大家仿佛又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聚在一起。接着，他含义深长地谈了中日两国文化jiāo流的历史，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是从中国流到日本，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是从日本流到中国，然而前者得到了成功，后者却失败了，原因何在呢?绝不是因为中国人的头脑比欧洲人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劣等。他有心举了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德国学者康恩从非洲人、澳洲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四种民族中，各取了一百个头盖骨来衡测它们的容量，测量结果表明，头脑大的，中国人居多，头脑小的，中国人居少，而且最大的头脑中国人也比欧洲人多，最小的头脑中国人则比欧洲人少。为此，沫若激动地高呼：
我希望我们中国人
利用我们的优秀的头脑，
批判地接受既成文化的jīng华，
努力创造出更高一级的新的文化!
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坐在头两排的日本的刑士们gān瞪两眼，一声不吭。混杂在人群中的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的几名反动留学生却骚动起来，他们歇斯底里地狂呼“打倒共产党郭沫若”，并往台上乱扔梨和苹果。沫若神态自若，面不改色，对他们嗤之以鼻。几天以后，他在青年会主办的小报上刊登了两句打油诗：“权宜梨儿作炸弹，妄将沫若叫潘安。”
可算作对这伙歹徒的绝妙报答!
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沫若在家中接待来访的青年诗人蒲风(1911—1943)，从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一直谈到中国诗坛的新动向，对新诗的形式、创作方法和诗人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都发表了看法。当蒲风问及为什么近来少有诗作时，沫若坦然答道：“主要的原因，大约是生活上的限制吧，其次是头脑已向理智方面发展，没有余暇来致力于诗歌了。”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诗人身上，盼“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在此前后，他曾就诗歌创作问题，与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通信，还写了《七请》、《关于天赋》等文章以答疑。
一九三七年chūn，东京的一部分留学生公演曹禺的剧作《日出》，扮演女主角的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日本留学的封禾子(即凤子)。演出的第二天晚上，沫若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1883—1962)，他已经是来观看第二次了。秋田老人诚恳地表白道：“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象《日出》这样规模宏大的剧本，日本很少见;尤其是象封小姐那样的演员，日本是自从有话剧运动以来，从不曾培养出过的。”沫若谦逊地说：“封小姐还是一位大学生呢。”“是啦，”秋田立即补充道，“我昨晚同她谈了好一会，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天才。”老人那一头的银发，都好象dàng漾着诚意。沫若听了这话，确实感到自豪，是的，中国人的确是天才!数日后，封禾子等人往须和田拜访沫若时，沫若和安娜杀jī买鲂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送给她：
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chūn莺。
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赪。①
--------
①见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他一边写，一边还向她解释“火凤声”、“鲂鱼赪尾”的含义。
……年年月月，赴不完的约会，谢不绝的来客，沫若的流亡生涯一点也不清闲。单是设在东京三闲庄的杂文社，他每月至少要去一两次。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东京左联支部陈辛人、魏猛克、林焕平、林林、邢桐华、任白戈(1906—1986)、杜宣等人创办的这个《杂文》月刊，沫若可谓特约撰稿人，也还参加了东京左联支部，实际上他是刊物的顾问。《杂文》是在东京编排印刷，然后寄到上海向国内发行的，出到第三期就引起上海反动当局的注意，随即被禁绝。大伙开会商量对策，沫若建议：“就改名《质文》吧，歌德有本书叫《质与文》。”于是刊物改了名又继续办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发起编印“文学理论丛书”，由沫若带头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原本《神圣家族》中摘译了后半部，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后改名《艺术的真实》)，被列为该丛书第一种，于一九三六年五月正式出版。除《质文》之外，得到沫若帮助的，还有《东流》、《诗歌》(后改名《诗歌生活》)和《留东新闻》等刊物。另有一些进步留学生李chūncháo、覃子豪、李华飞、彭澎等人，也在郭沫若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并由他提议取名《文海》。
对于青年人的要求，沫若是有求必应。他为王亚平的《都市的冬》题签书名，为张白衣的《信号》、甦夫的《红痣》、张天虚的《铁轮》、周而复的《夜行集》、金祖同的《甲骨文辨证》、杨凡的《文学论》等书作序，为丘东平、臧云远等人审阅、修改文稿，为冯和法、陈文彬等人筹办“不二书店”提供书稿。他认定“青年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是青年的产物”，未来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故关心、爱护、提携他们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当他知道邢桐华懂俄文，便对他说：“《战争与和平》我不想再译下去了。我只从英文参照德文来译，你就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下去吧!”邢桐华表示愿意一试。于是，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出版的《质文》第二卷第一期上刊登了这样一则预告：
《战争与和平》……前由郭沫若先生英文译至中文，惜功成半途而罢!现在郭先生愿将自己权利让与邢桐华君，俾从原文直接翻译，完成翻译界壮举。邢君现根据比留考夫监修托尔斯泰全集，苏联新版托尔斯泰全集，并参照英日译各种全集，着手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