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日从重庆出发，到了永川县。在这里看着专员公署的一位周敬承先生，他自己捐钱，自己写作并印刷出来小册子，都是关于抗战的。用的全是四川土语，唱的是金钱板的调子，他一只手打着板子，口里唱着，一听就懂。我觉得在抗战的时候，后方的人民能够这样做实在可佩服。我把周先生热心的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回电请周先生到重庆去见见面。听说见蒋的结果顶好，蒋还鼓励了周先生。当周先生回到了永川，有人请周先生到璧山县的训练班当了教员，周先生心里很快乐。哪晓得还没有半个月，就有人对他说：“你快跑吧!来抓你了。”周就打听为什么抓他呢?有人告诉周说：“你编的小本子里有：‘刘峙不打向后退。’现在刘峙是重庆的卫戍司令，看见你写的刘峙这件事，他很生气，已派人抓你。”周敬承听了，马上从后门跑了，再也不敢在家里蹲。后来我在自流井各地劝人民献金，周先生就到我这里来帮忙，也编了些献金的金钱板，非常感动人。自流井献金完了之后，周回家去，临回去时他说，三两个月他就来重庆见我。想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把他们弟兄俩都暗杀了。这件事情激起了江津和永川两县的人民很大的公愤，bī得县政府没有办法，抓住两个人，说是凶手，可是有人不叫县长问。政治黑暗到这样，这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执政当权的人好杀人，他下面的人必定就要用尽方法乱杀人，才能显得出他们的威风，得到他们领袖的信任。像周敬承先生这样的人，虽然被特务害死，但四川人没有不说他死得冤枉的，因为他是一位忠肝义胆，热心爱国，平民阶级的文人。
第37章 在天气很冷时脱下士兵棉衣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近来逃走的太多了。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个兵。一个兵当了排长，怎么好抓他回来呢?近来宪兵团没有法子维持，因此宪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个不容易再招了来。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为什么这么办呢?原因是蒋介石要利用谁，无论他多么坏，还是要用他。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喊冤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吗?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专员说：“打电报到成都，成都不管;打电报到宣庆，重庆不回。好容易得到重庆的回电说，前头的新兵穿着走了，后来的新兵还是冻着，不如把棉衣留下来，反正新兵到营里会有棉衣的。”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要说冻死人，别说十天，一两天就可以冻死。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得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huáng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吗?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
“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园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pào兵学校校长、jiāo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一度曾任过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shòu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