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杀手
偶尔我会跟一些不大熟悉的人共进一顿中产阶级式的、有文化的晚餐，然后我就会第一万次地发现中国是个巴别塔，而我就生活在它的脚手架上。大致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为人坦率，这常常就是小麻烦的根源。比如有人会信口开河：“中国人压根就没有民主素质。”—还别以为这种事不常见，以我的经验来看，十个手握鸽蛋大的权力或者家产超过可怜的20万美元的人里有九个会这么说—我就会忍不住接口：“你有没有想过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呢?”然后我会一直说上两分钟，接着就发现自己已经成了闯进瓷器店的大象。我说完之后大家附和地哈哈一笑，继而陷入瞬间沉默，人们的表情在说：啊，他怎么会对这种事情有兴趣呢?
我想的却是：真该死，他们是哪种人类，怎么会对严肃的事情没兴趣呢?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jīng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jīng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jiāo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bào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gān家们野心勃勃，眼冒jīng光，我吃碗热gān面打俩饱嗝儿，看他们转的那叫一个眼晕。
浮士德说：“你多美啊，请停一停。”我想说的却是：“你多丑啊，请停一停。”这不是指飞机上的乘客们，也不是说我像一个虚无主义者那样讨厌经济发展和个人奋斗，令我深以为耻的是弥漫整个时代的贪嗔迷惘又一往无前的气氛。我会一再地想起孙处长当年的梦话，它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跟彼时最热闹的股票之类全无gān系。有时他说没人听得懂的英语，有时他威胁说要敲掉阿童木的头，有天晚上，他则磨着牙说：“十年后中国文学将更加萧索。”
这话很怪，可你要理解我们是在中文系，我们是时代的逆流。我的同学们大多数对文学毫无兴趣，考法律、经济什么的没考上，就被发配到中文系来了，可是这也没能阻碍他们暂时地臣服于人类数千年来的文艺jīng华的魔力。沙漠里的贝都因人为什么不吃虾米?只是因为他们没吃过。虾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文艺亦如是。我记得一个家伙躺在chuáng上读村上chūn树，主人公搞了一个失恋的姑娘，事后那姑娘说，“咦，还能见面?”他只是敷衍支吾了一句，可是回到家里却觉得寂寞，“吃了根huáng瓜，小便，睡了。”那时一个故事中只有yíndàng和自私是不够的，还得够凄凉才行，多少人喜欢塞林格，就是因为这个。不像现在，全是穿越啊挖坟啊种马啊什么的。
那时我更多地读那种沉闷的书，注意力一分散就看不懂，可是读完了你就会在chūn日傍晚里深深叹息。那时你还年轻，肾上腺素在血管里拥挤得像一袋跳跳糖。那期间我读过的最牛的一本书是娜塔丽·萨洛特《天象馆》，如今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不愿意重读一遍。你可以想象一下读一本至少有3万个省略号的书是什么感觉，就像驾驶一辆每20米就熄一次火的老爷车。我拼了小命，竟把这辆车开到了世界尽头。那是历史的空隙，生活没有被填满，年轻人得以抬眼看看什么东西才是有点儿意思的。
从那时起到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种变化是明显的，直到毕业5年后，还有出租车司机问我，你念几年级?后来就没人问了，再后来人们不再因为我面相幼稚而轻视我。这说明我老了，不再显得又穷又满不在乎，虽然比一些狗屎晚了一点儿。这也说明往日光yīn永不复回。还有一种变化是难以捉摸的。你感到这一生中所见、所闻，甚至未见、未闻的一切都变化了，可是很难归结出内里的逻辑。当我身在新闻业之中，我的职业责任之一就是记录历史，可是这历史总是像迷雾一般弥散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