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8页。
[49]《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0]《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1]《道学外传》，《严复传》第2册第484、485页。
[5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4]《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5]《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6]《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7]《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7页。
[58]《原qiáng》(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
[59]《沦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0]《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1]《原qiáng》，《严复集》第1册。
[6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6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5]《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二册第90页。
[6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
[67]《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8]《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9]《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0]《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1]王锡蕃：《保荐人才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74、375页，神州国光社版。
[7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408页。
[73]《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9页。
[74]《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75]《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
[76]《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8]《辟韩》，《严复集》第1册。
[79]参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4页，神州国光社版。
[80]《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第3章 辛苦迻译 近世西学第一人
“一名之立，旬月踟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jīng神。有了这种jīng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jiāo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
3·1 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qiáng》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以前的十余年间，也即在严复一生中jīng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为宏厚、思想和认识最为成熟的年代里，他将其主要jīng力投入到翻译十八、九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诸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jīng华，即其所说的西学“命脉之所在”。[8]他的这些具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当时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发现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有的材料表明，严复共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时人称“严译名著”，1931年、1981年商务印书馆曾两度汇集出版。现据有关资料，将严复译著的大致情况例表如下：在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当推他所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英文名Evolution
and
Ethics，可译为《进化与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宣传生物进化论。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该书开始。《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一年内即出现了湖北沔阳木刻刊行的版本和天津嗜奇jīng舍的石印版本。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这本书对社会影响之广，渴求新思想的人士对此书倾慕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文坛据有鼎足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阅读了译稿后，倾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致书严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