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建设新文化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新文化的产生既是以否定和突破传统文化为前提，又是以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为基础，二者之间不可偏废。而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的成功处理，就是要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能为现代所用的东西。所谓创造性的转换，亦即把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其变成能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种子，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无可否认，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后已渐趋衰落之势，但它的某些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还会融入新的文化中，实现新旧文化的连续性，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继续发挥它的正面作用，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仅对新文化建设无害，而且应构成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传统道德规范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仍将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调节作用。在一个社会实现体制更替或步入现代化轨道时，常常出现“不择手段，只问目的”的情形，有时人们还认为这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一种必要的罪恶，然而人类现代化的事实已对这种观点作了最有力的驳正。在西方，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jīng神的铸造;在东方，儒家伦理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调谐，都表明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不全然是现代化的阻力和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成功的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往往可以减少社会的震dàng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使现代化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蔑视和破坏，将使现代化失去其应有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培养人的善良意识是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容易产生以qiáng凌弱的局面，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为此，必须造就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润滑济。宗教、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伦理教育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其本质都是劝人为善。而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没有普通人认可的基本公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巨大破坏使严复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晚年注重倡导传统的伦理道德，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的关切之深。
最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逐渐建立一套自我评价的标准，不能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近代以降，东、西文化分野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东、西文化由冲突走向jiāo融，由对话代替对抗，世界文化的整体化趋向日渐明显，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化làngcháo中据有先进的地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jiāo流实际上是以东方认同西方为主，在这种势态下，东方文化世界的知识分子往往存在一种自卑情结，失去自我驾驭，失去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这是在东西文化最初接触的一段时间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严复在步出国门、留学英伦时，也存在过这种心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近世文明进行反思时，许多人怀疑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更是qiáng化了这股情绪，西方知识界实际上已走向多元选择，这给东方的知识分子无疑增添了选择的难度，哪怕是继续向西方学习，也有一个分析、抉择的问题。由此提出的一个间题就是如何建立自我评价标准的问题。在19世纪，中国人由于受制于“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面临的是一个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进入20世纪后，甲午海战的奇耻大rǔ和八国联军的战争威通，已使中国人士失去了应有的自尊，无一例外地面向西方，这时中国人考虑的是如何“西化”的问题。清政府实施“新政”，选择的是日本模式，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走民主革命道路，选择的是美国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知识界对自己的思想道路和西方经验给予了反思，普遍不满于固有的资本主义模式，转而对西方新兴的各种社会思cháo和文化主张感兴趣，有的研究社会主义，有的转向新保守主义，有的探讨新自由主义。严复晚年虽然表面上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受到西方新人文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和鼓励。而这种主张又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民性估价极低的基础之上，这与其前期的思想并不矛盾。也就是说，严复的自我评价不仅未改初衷，反而有了某种意味的qiáng化。更为重要的是，严复晚年已隐约感到民族文化需要建立自我评价的标准，这也是他转向传统文化求取养料的一个重要原因。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工作并未真正展开，这是他的遗憾，也是他给一个时代留下的思想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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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周振甫著：《严复思想述评》第二编《中西折衷时期》。
[2]《与张元济书》(九).《严复集》第3册第539页。
[3]《与张元济书》(五)，《严复集》第3册第533页。
[4]《与张元济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25,526页。
[5]《原富》按语，《严复集》第2册第893页。
[6]《与张元济书》(十一)，《严复集》第3册第549页。
[7]《与《外jiāo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8]《与《外jiāo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62页。
[9]《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40页。
[10]《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2页。
[11]《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3页。
[12]《法意》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6页。
[13]参看《民报》第2号。
[14]《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23页。
[15]严瑰：《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主客平议》，《严复集》第1册第118页。
[17]《社会通诊》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3、934页。
[18]参见王轼：《严复传》第1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19]严复：《论国家于未立宪以前有可以行必宜行之要政》原载《中外日报》，《直隶教育杂志》第一年第13,14期转载，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一、十五日(1905年9月29日、10月13日)。参见《严复佚文两篇》，《档案与历史》(沪)1990年第3期。
[20]《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1页。
[21]《《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22]《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3]《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45、246页。
[24]《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严复集》第2册第378页。
[25]《论英法宪政两权未尝分立》，《严复集》第1册第218页。
[26]《一千九百五年寰瀛大事总述》，《严复集》第1册第178页。
[27]《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第167、168页。
[28]《政治讲义，第二会》，《严复集》第5册第1252页。
[29]《政治讲义，第二会》，《严复集》第5册第1292页。
[30]《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5册第1242页。
[31]《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集》第1册第168页。
[32]《宪法大义》，《严复集》第2册第290页。
[33]《法意》按语，《产复集》第4册第10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