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作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3]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由也。”[4]“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5]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chūn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qiáng》、《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6]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qiáng》、《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qiáng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qiáng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成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洲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jiāo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qiáng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qiáng，而中国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qiáng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绥若之徒，其必矫尾历，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jīng，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7]由于中国“历古圣贤”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8]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jīng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jīng神是“屈私以为公”，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自由”，可谓说透了“夷之长技”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qiáng》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qiáng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qiáng”、“聪明智虑之qiáng”、“德行仁义之qiáng”。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的起源》)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样，斯宾塞“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shòu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初通天地人禽shòu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9]据此，他提出斯宾塞所说国家qiáng弱存亡的三大标准：“体力”、“智虑”、“德行”。“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0]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富qiáng观的雏型，也是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和输入中国的肇始。
严复然后运用“智”、“德”、“力”三个标准，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他揭示中国自从甲午战争中所bào露出来的诸种败象：国防的溃弱、官场的腐败和人才的凋零。且看在外的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再看居庙堂之上的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朝中的文武官员是如此，遭受封建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更呈现出一派凋零寂灭的景象，“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闲巷之间，则又消乏虽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长此以往下去，则“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他大声疾呼，要救亡图qiáng：“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勾画了一幅中国文明没落衰亡的历史图象，从而为他的维新主张提供了一个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背景。
中国社会存在深刻的文明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在哪里呢?严复的看法是只能求助于渐进。他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处在危机的煎熬上，但要谋求解决又不宜操之过急。他一再引申斯宾塞的话，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qiáng，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自立”。他从渐进的社会改良论出发，拒斥了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他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贫富悬殊，所以西洋近代就出现了“均贫富之党起，毁君臣之议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他认为“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千百人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者，皆智而无其愚而后可。否则今日取一国之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焉。”严复qiáng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异乎寻常的文明危机。他的结论是“是故国之qiáng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严复的这些认识为其翻译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即《天演论》)一书，做了思想准备，他以后持行“教育救国”的主张，反对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也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